工作上的「瓦倫達效應」

心理學上有一個著名的“瓦倫達效應”(Karl Wallenda Effect)，瓦倫達是美國著名高空走鋼索的表演者，他在一次重大的表演中，不幸失足身亡，他的妻子事後說，我知道這一次一定要出事，因爲他上場前總是不停地說，這次太重要了，不能失敗；而以前每次成功的表演，他總想著走鋼絲這件事本身，而不去管這件事可能帶來的一切。

因此心裡學家把專注於事情本身、不患得患失的心態，叫做「瓦倫達心態」，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做任何事情，總是太在乎事情所帶來的後果，太在乎別人的閒言碎語，而忽略了事情的本身，面對任何問題惟有活在當下，專注解決問題，心念就能指引自己走向成功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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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掌故【交通工具─轎子與山兜】

香港掌故【交通工具─轎子與山兜】
十九世紀初40年代的時候，香港主要的交通工具有轎子、馬、馬車和獨輪手推車。港島的馬路極少，多是窄街橫巷。
1841年，英國佔領香港時，香港島的人口為5,650人；到1861年正式接收九龍時，半島的村民約一千人。十九世紀50至60年代，正值中國發生太平天國運動，先是官員、商民逃港；後來，失敗的起義軍民也避難到香港或通過香港移民海外。這個階段，香港人口迅猛增長，約有110,000人。到1898年租借新界，香港邊界從九龍向北推進至深圳河岸、東至大鵬灣、西至後海灣，面積擴大了十倍，總人口已超過250,000人，而華人約佔23萬。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中國長期出現政局不安，導致很多人逃難至香港。到1941年，人口普查有近1,640,000人。1948至1949年間的國共內戰，令難民大量湧入香港，導致二十世紀50年代中期人口激增，達至約220萬人。
以上粗略地介紹了香港人口發展的背景。總的來說，香港民生在那時代是：英國人以香港為進軍中國及東南亞的橋頭堡，中國人也以香港為出發地，遠遊及移民到東南亞、南北美洲等地。自1842年割讓給英國，其後的百多年，香港漸漸地成為東南亞地區一個重要的金融、交通中心。現在就看看香港早期的交通發展情況吧！
同其它殖民地一樣，英國人早期在香港建立了英國人與歐美白種人特權的社會。在香港有自己劃分的居住區──「半山區」，而華人都住在沿岸低窪地區。二十世紀初期，華人人口增長迅速，開始滲入半山區，歐人就退居「山頂區」。在1904年，由立法局通過《山頂區保護條例》，將山頂區劃為清一色歐人住宅區，華人不得入住。
香港既然是中國的地方，早期的交通工具方面，陸上便有傳統的山兜、轎子、馬、馬車和獨輪手推車，然後到1860年代有從日本傳入的人力車、1888年的纜車、1901年的汽車、1904年從西方傳入的電車、及1911年的火車及巴士等。海上交通方面，除了傳統的舢板及帆船外，1880年已有蒸汽小船等等。我們回顧一下這些交通工具的發展及其花絮。
轎子與山兜：
轎子舊稱「肩輿」，俗稱「山兜」，又稱「小轎」，是我國古代傳統的代步工具，香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以轎子作短途道路客運工具。
使用轎子有嚴格規定，其中主要有官轎、客轎、醫轎、和喪轎等數種。早年外國人和華人富商多居於「半山區」和「山頂區」，環境雖然幽美，但當沒有人力車，汽車，纜車出現時，出入都很不方便。港島斜而長的路特多，最顯著的莫如「馬己仙峽道」，「鴨巴甸街」，「奧卑利街」及「伊利近街」等。於是有人從廣州運來一批轎子（俗稱「山兜」），用作當時主要的一種交通工具。由於交通不便，要靠轎子上落山，故當時居住半山的人士不多，1880年代時只有約40戶。
雖然山頂纜車早自1888年已通車，不過對山頂居民來說，即使在司徒拔道通車（1924年）以後，轎子仍是山頂的主要交通工具。
本港的轎子都髹上草綠顏色，並且編上編號，轎夫通常戴著草帽以遮陰，穿著對襟衫及薄底鞋，從事此行業的以四邑人居多。在未有出現汽車之前，轎子是登上半山區的交通工具。昔日之「炮台裡」（即今日之「雪廠街」的政府西座門前），便是上山的起點。擺街的「客轎」列轎待僱，由二人肩抬。其它客轎站都散佈在中西區繁盛的大街，如雲鹹街（近今日之「聖保羅堂」），及皇后大道中（近昔日「南華西報館」），德忌笠街(今日之德己立街)近娛樂戲院都有轎夫房；威靈頓街，水坑口街，正街等，都有轎夫停轎在那裏等候光顧。乘轎由德忌笠街上堅道時，在德忌笠街口上轎，沿威靈頓街而上，轉入擺花街，然後轉上閣麟街，由閣麟街上奧卑利街而達堅道。
不少遊人喜歡乘轎前往柯士甸山道，故轎夫多在山頂纜車站旁候客。在1930年代，乘轎自纜車站至太平山巔峰來回一般需費七毫，雖然比坐纜車至山頂頭等來回票價六毫還要多，不過選乘轎子遊覽山頂的仍大不乏人。
當然，「客轎」也是民間商業應酬、造訪親友、急事趕時的代步工具。有一則關於早年(1920年代)上流華人社會人士一次坐客轎的小笑話流傳至今：說話當年鄧肇堅的父親鄧志昂，有一次由南唐酒家(即中環華人行頂樓、達官貴人用膳的地方)用膳後由華人行坐轎打道回家，轎費由華人行到永吉街一毫五仙。到達後，他剛巧沒零錢，便給了轎夫兩毫。轎夫沒找錢便走了，鄧氏馬上追趕，最後竟追至華人行、即上轎的地方，鄧氏最終取回五仙，卻跑回起點，哭笑不得。
「醫轎」為醫生出診所用，較為輕便，式樣與一般客轎大致相同。官員，醫生，大班的專用轎有四人抬的，稱為「私家轎」或「長班轎」。
「大紅花轎」可說已絕跡多時，只因擠塞交通，抬著走在街道上甚為不便。但從前婚嫁，一頂花轎作出閣之用是不可或缺的。自開埠至二戰後，婚俗都依隨中國，用花轎去接新娘。花轎以大紅色為主，大戶人家迎親的行列包括有帶路的燈籠，亦有僱用華籍或印籍的警察作作開路先鋒，非常威武。跟著是中西樂的儀仗隊，有時多至六七隊者。接載新娘的大紅花轎點綴龍鳳及花飾，新派者還裝上小電燈泡，緊隨在多色的綵旗及羅傘後，仿如皇室盛典的「出會」。抬花轎起碼需要六名轎夫，用四人抬著，另兩人則作為後備。
租賃花轎及提供儀仗的店子多設於東街、荷李活道及擺花街一帶。花轎的出租是論等級去計價的，全轎鑲著小燈泡的最昂貴，其次是只鑲嵌著金漆花大紅底轎身的，尚有一種僅以大紅布披掛著的，則只在較荒僻的鄉下才會使用，通常花轎是連整隊儀仗一起租賃的。戰後，迎親行列改以汽車為主，花轎儀仗業漸趨式微了。
「肩輿」轎與「山兜」其實是有分別的。「肩輿」是較封密式的，一般三面嵌玻璃為窗，前覆垂著轎簾，有踏板踏腳，由兩人或四人扛抬。「山兜」就像今天上黃山旅途中所見的，只是以一張籐椅，兩旁穿著桿子，由兩人抬著，開放式的。其實，坐轎子不一定舒適，就以「大紅花轎」來說，坐進去的新娘並不好過，裏面空氣侷促，上下顫晃搖盪的走著，令人頭暈目眩。
抬轎雖然辛苦，但在當時尚算是入息穩定的行業。隨著商業繁榮，轎子也一度興盛。1860年香港當局施行「牌照稅」，全港典當業、轎夫、艇戶也歸納管制範圍內，全港轎夫也響應罷工，堅持三個月，後來香港當局修正「牌照稅」條例，事件才告平息。香港工人一向以勤勞、工作時間長及能幹著稱。而早期香港法律對工時並無限制，大多不成文的固定工每日工作10小時，每週工作6天。1887年港府規定轎夫、人力車伕按日計酬者，以晨早6時至晚上6時為一日，法例規定「不得擅行減刻」。
除了轎與山兜外，還有較原始的木製獨輪手推車。手推車用於地勢比較平坦的地方，有用來載人和載貨的，多在九龍新界區使用。在1911年九廣鐵路通車以前，從新界的大埔、沙田等地到九龍去，主要的交通工具除了轎子外，就是獨輪手推車。
1911年辛亥革命後，除民間婚喪用轎外，「肩輿」「山兜」趨於衰落。19世紀70年代後，馬車、人力車相繼興起，肩輿客運受到很大影響，作用不斷減弱，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基本上轎子，山兜已逐漸大幅度式微，而最後一間出租大紅花轎名為「鴻福」的儀仗店於1960年代結業，至此早期的交通工具全面徹底消失了。

信筆塗鴉

「塗鴉」這個詞，來自於唐朝盧仝的一首詩《示添丁》：「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花聲呀呀！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本謂幼兒在書籍上亂畫，畫出的墨跡如老鴉一般。後來「塗鴉」一詞，亦用來比喻書法拙劣或幼稚，多用作謙詞。塗鴉，請不要寫成塗鴨。
中文的塗鴉可以對應到英文的doodle或scribble，意指隨意的書寫（to write carelessly, anaimless drawing）。比較接近我們在開會或上課覺得無聊時，會在課本或筆記本上隨意塗寫，例如把每個英文字母O都塗滿之類的。塗鴉也對應到英文的graffiti，意思是在公共的牆面上塗寫。Graffiti一字來自義大利文的graffiare，意思是刮（scratch）。Graffiti是複數，它的單數是graffito，但由於塗鴉幾乎都是以多個塗鴉同時出現，所以很少看到單數塗鴉graffito這個字。


盧仝（唐）的《示添丁》

示添丁
春風苦不仁，呼逐馬蹄行人家。
慚愧瘴氣卻憐我，入我憔悴骨中為生涯。
數日不食強強行，何忍索我抱看滿樹花。
不知四體正困憊，泥人啼哭聲呀呀。
忽來案上翻墨汁，塗抹詩書如老鴉。
父憐母惜摑不得，卻生癡笑令人嗟。
宿舂連曉不成米，日高始進一碗茶。
氣力龍鐘頭欲白，憑仗添丁莫惱爺。

塗鴉：會說話的牆。
這句形容得真好。

香港街道命名

香港街道名稱的由來
香港現在大概有四千條街道，很多都有其典故，並記錄每一處的地理、歷史、文化及民族色彩等等。自1841年英軍佔領香港後，當年6月宣佈香港為自由港，並劃出維多利亞灣地段40幅公開投標拍賣，鼓勵商人投資發展樓宇，當時香港島人口約5,000人。那時起，香港成為轉口港的地位已確立。這時期的香港街道大都先擬定英文街名，之後再譯成中文。而這些英文名字多為紀念港英重要人物，包括當時在任的總督、輔政司及工務局首長的姓名外，很多都以生產商和社會領袖而命名。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這段歷史：

1）以皇室為名的街道：

「皇后大道」Queen’s Road
1842年2月，香港開始建築位於海旁市中心的第一條馬路，為紀念維多利亞女皇，叫Queen’s Road，起點在水坑口街。維多利亞女皇是「女皇」，應譯為女皇大道，但當時的翻譯員把QUEEN字譯為「皇后」，所以得名「皇后大道」。港府曾於1890年澄清，但由於已沿用幾十年，所以亦無意更改中文譯名。其後皇后大道再向西區伸展，就分稱為皇后大道中及皇后大道西。最後再向東伸展到灣仔之一段，叫皇后大道東。
當年建築「皇后大道」中及東西兩路時，把開山石塊投入附近海邊，成為現在的「新填地」。

「域多利道」Victoria Road
域多利道在堅尼地城西面，接連卑路乍街沿海向西伸展至華富道與薄扶林道。該公路是在維多利亞女皇時期約1910年代築建的郊外街道，初期叫「維多利亞慶典道」（Victoria Jubilee Road）。後來改為Victoria Road，但不知何故，中文卻改譯成了「域多利道」。

「域多利皇后街」Queen Victoria Street
域多利皇后街座落在中環街市旁。早年翻譯員把「Queen」譯為「皇后」，而不是「女皇」。亦沿用不改了。

「伊利近街」Elgin Street
伊利近街在1861年建成，由荷李活道曲折而上堅道，老香港無人不識。是以伊利近伯爵1861年到港而命名的，當年他指揮英法聯軍攻入北京，以全權公使身份，簽署了「北京條約」和「天津條約」。九龍半島劃入英國統治之條約，就是他簽署的。

「英皇道」King’s Road
英皇道大慨是在1920-1935年代才陸續填海、開山劈石擴建成的。到1935年6月才正式命名，以念英皇佐治5世登基25年。
早年銅鑼灣天後廟對出的一帶都是海旁與沼澤，東面山頭很多都是石礦場，人跡罕至，亦未有馬路接連東面的各個灣頭村莊，如七姊妹村、掃箕灣村（即筲箕灣）、鰂魚湧、公巖（即亞公巖）等一帶。1857年英國規劃出的「四環九約」之警察治理範圍時，銅鑼灣以東屬城郊地區，不屬市區範圍，也不歸納於維多利亞城的轄區。
1880時到二十世紀初，英商太古洋行開發東區，興建船塢、糖廠及貨倉等等，才開山劈石發展沿岸道路網。到1904年香港電車公司成立，行車路線從堅尼地至筲箕灣。但早年的電車路，由銅鑼灣沿英皇道往筲箕灣那一段是單軌的，亦只有一架電車來往。所以當時在筲箕灣要撘電車到中環，如果錯過了一架車，須苦苦相候，等它回頭才可乘撘。故此早年有「英雄被困筲箕灣」一句流行話。但當時這條由銅鑼灣向東走馬路並未叫英皇道。正式命名要等到1935年6月21日，是紀念英皇佐治5世的。
香港於二次大戰期間，曾淪陷於日軍手中。日軍將皇后大道中改叫「中明治通」，英皇道則改為「豐國通」。

「太子道」（Prince Edward Road）
太子道位於九龍，西起大角咀，直伸至觀塘。馬路是紀念1922年訪港的愛德華皇子而命名。初建成時叫宜華徑（Edward Avenue）後改為「英皇子道」（Prince Edward Road），戰後再改中文名為「太子道」。這個愛德華，就是「不愛江山愛美人」的英國皇帝愛德華八世，1936年他把皇位讓給其弟。這位愛德華皇子於1972年5月逝世。

「公主道」（Princess Margaret Road）
全名應是「瑪嘉烈公主道」。她是英女皇伊利莎伯二世的妹妹，1966年應邀訪港主持「英國週」開幕典禮，當時港府把何文田區內的「楠路」改名紀念她。後來公主道擴建成為主要道路。她於2002年中風病逝。

2）以早年的英商巨賈命名的：
「怡和街」Yee Wo Street，「渣甸坊」Jardine’s Crescent，「渣甸街」Jardin’s Bazaar，「勿地臣街」Matheson Street，「波斯富街」Percival Street，「伊榮街」Irving Street，「景隆街」Cannon Street，「百德新街」Paterson Street，「糖街」Sugar Street，「東角道」East Point Road。
這一連串的街道名，都與早期英商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現叫怡和洋行）扯上關係的。1841年英軍佔領香港後，劃出維多利亞灣地段40幅公開投標拍賣，英商渣甸洋行就看中當時銅鑼灣這一帶地區。百多年前這裏是一片淺灘，有一處灣頭如條舌頭樣伸出維多利亞海港的，叫做「東角」；附近還有一個小島名「燈籠洲」，可興建炮台作防衛。自掃桿埔那邊有一條小溪流出入海（流到今日柏寧酒店一處）。渣甸洋行投標得此地段發展為己用，並大興土木，興建碼頭、倉庫、辦公樓等等及把總部自廣州移到香港。此後百多年，銅鑼灣與「東角」這一帶地區的發展便與渣甸洋行息息相關。
1841怡和第一間貨倉在銅鑼灣落成。1902年港府在銅鑼灣，禮頓山與大坑之間開闢渣甸坊，怡和街，邊寧頓街等，都以「渣甸」有關的去命名。其後銅鑼灣區開拓的街名，亦大半與渣甸洋行有關，如「勿地臣街」；其中又有不少以渣甸大班命名，如「波斯富」街、「伊榮」街、「百德新」街等。至於「景隆街」Cannon Street英文Cannon一字指大炮，就是指「燈籠洲」島上之炮台而作命名。「糖街」（位於怡和街和告士打道之間的短街），在1868年前曾叫做「銀圓街」，因為有一間政府製造錢幣廠。但造幣廠的生意未如理想，入不敷支，結果於1868年因財政困難而停辦，由怡和洋行以六萬元收購，改建為糖廠製作白糖運往英國及東南亞之殖民地，因此改名「糖街」。

「黃埔街」Whampoa St.，「戴亞街」Dyer Avenue，「曲街」Cooke St.，「機利士路」Gillies Avenue，「必嘉街」Baker Street，「溫思勞街」Winslow Street，「寶其利街」Bulkeley Street：
1863年英資黃埔船塢公司在香港紅磡創業，位於紅磡海岸，當時紅磡整個區大都是山多平地少，現在沿海的平地，都是填海而得的。黃埔街（WHAMPOA ST.）是因黃埔船塢而得名。到1970年代末期，黃埔船塢大部份業務轉營地產，如紅磡灣中心、黃埔花園，及海濱廣場等。紅磡黃埔新村外圍一帶的街名不少是當年船塢大班的名字，例如：戴亞街Dyer Avenue，曲街Cooke St.，機利士路Gillies Avenue，必嘉街Baker St.，溫思勞街Winslow Street，寶其利街Bulkeley Street等。

「畢街」Burd Street
畢街座落於中環禧利街與孖沙街之間，是以當時除渣甸洋行（Jardine Matheson）及顛地（Dent）外，另有一間叫「Burd」的英資洋行命名。1841年英國佔據香港時，到香港營商的英資約有十二、三家。這些商行昔日都是主要販賣鴉片的。

3）以早期的港督名字去命名的：
自英軍1841年進駐香港後，早期香港島的發展以中西區為主，是政治和經濟中心，很多以港督命名的街道，都集中在中西區及半山區。香港東區是郊區，人煙罕至。街道則要遲幾十年才開始發展，因而沒有此類以港督命名的街道名稱。戰後的香港發展愈來愈快，有更多新街道成立。往後街道的命名已經放棄用政府官員名字。
現在把其中以港督命名的街道名列舉如下及做一點小小的歷史檔案：

「砵甸乍街」Pottinger Street
砵甸乍(Sir Henry Pottinger)是香港第一任總督(1843-1844)。在中英簽訂《南京條約》時，他是英方的全權代表。1843年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簽署《香港憲章》，宣佈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並委派砵甸乍爵士為香港第一任總督，同時亦兼任香港駐軍總司令。他正式就任港督後，組織香港政府，從新委任大小官員並組織行政、立法兩局和成立高等法院。
1858年，港府將一條用石皮砌成的街道取名為「砵甸乍街」，是用以紀念香港第一任總督砵甸乍的功勳。砵甸乍街建造時，沿著皇后大道中的山坡向上連接荷李活道，用石塊鋪砌，故此華人將之稱為石板街。石板嵌作一塊稍高，一塊稍低，以免下雨時路面濕滑做成危險。後來中區填海，砵甸乍街延伸到干諾道中，這一段非用石塊砌成，但人們仍稱之為「石板街」。

「爹核士街」Davis Street
爹核士街在堅尼地城區，是堅尼地城區的主要街道之一。爹核士街以戴維斯爵士(Sir John Francis Davis)名字命名，他是本港的第二任總督。早在1833至1835年間，他是駐華商務總監督。
他是一位漢學家兼中國通，自己改了一中文名為「爹核士」。在他任內，香港進行了第一次的人口普查，當時全港人口為二萬三千九百八十八人，此後人口普查亦成為香港政府的慣例。由於他的施政得不到當時的英國商人支持，再加上與下屬不和，故而戴維斯憤然辭職、黯然離港。香港很多法例都是他在任期間訂立的，例如《警察條例》、《治安委員審議簡易訴訟條例》、《重訂高等法院條例》等。

「般含道」Bonham Road
般含道，建築物是中華基督教會英華書院舊校舍，後改為香港第一家華資的《循環日報》廠址。
般含道位於港島的西區半山，東接堅道，西接薄扶林道。般含(Sir Samuel George Bonham)是香港第三任總督(1845-1854)，他的譯名亦有叫「文鹹」。文鹹東街是他任內將該處淺灘填海得地後命名，這是文鹹東西街不稱Street而稱為Strand的原因。般含道才是真正用他的名字命名街道紀念他。由於文鹹街命名於前，後來開發半山區用他名字命名時，為避免和文鹹街混淆，故將中文譯為同音相近的字，名為「般含」道。他上任後大量節省政府開支，以達到收支平衡，同時積極刺激房地產買賣，使庫房收入大增。由於文鹹爵士待人隨和，處事沉穩，不單英國政府對他甚為賞識，他與香港各界人仕亦有良好關係。

「文鹹東街」Bonham Strand East與「文鹹西街」Bonham Strand West
文鹹東街位於中區，街口在皇后大道中近威靈頓街口，向西伸展，接回皇后大道中。文鹹西街是在文鹹東街末段起，向西伸展，接德輔道西。
1851年12月28日中區皇后大道中大火，燒燬了470座中國式樓宇，死傷30多人。當時皇后大道中的北面一帶是海灘，為了方便清理火場的瓦礫，文鹹總督下令將瓦礫用作填平海灘。這就是文鹹東街近皇后大道中一段向下傾斜的原因，也就是文鹹東街英文名不用Street而用Strand一字的原因。

「羅便臣道」Robinson Road
羅便臣道位於港島半山區，東面與花園道相接，向西延伸至巴炳頓道止，是紀念第五任港督夏喬士‧羅便臣爵士(Sir Hercules Robinson 1859-1865)。
羅便臣是Robinson的音譯。1861年1月19日，夏喬士‧羅便臣到界限街正式接收九龍半島。當初界限街以南的一條馬路曾經命名為羅便臣道，後來港島半山區又築了羅便臣道，在郵遞地址上均需註明「九龍羅便臣道」和「香港羅便臣道」！因此後來為了避免混淆，在1907年便將九龍半島的羅便臣道改名，用另一位港督彌敦(Nathan)之名來命名，以免和港島半山區的羅便臣道相混。
當年治安不好，他整頓警隊，成立輔助法庭，建造新監獄，使治安有改善。他在任期間，發行香港郵票和貨幣，興建本港第一個水塘，發展金融業，多家銀行於他在任期間在香港成立。但他在任期間亦大力發展鴉片貿易，使他港督生涯蒙上污點。

「麥當奴道」MacDonnell Road
麥當奴爵士。1868年他禁止中國官員在香港徵稅。
麥當奴道位於中環半山，西起花園道，東接堅尼地道。以第六任港督麥當奴（Richard Graves Macdonnell 1866-1872）的名命名。他在任職其間一個最大的成績是應華人的要求成立「東華醫院」，改善華人的醫療服務。在他任內，廣東海關巡邏船進入香港水域搜查走私漏稅船隻，影響正常貿易，英國商人稱為「封鎖香港」，而這次的「封鎖」，影響香港達20年之久。

「堅尼地道」Kennedy Road
堅尼地爵士為香港第七任總督。堅尼地道、堅尼地街、堅尼地台以及堅尼地城都因他而得名。
堅尼地道的街名來自第七任港督堅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1872-1877)。這條街位於中環半山至灣仔。由於當時只有一條皇后大道，不能應付需要，故此在半山開闢了這一條彎曲繞山腳走的堅尼地道。
他上任時，面對走私活動而實施封鎖海港。他動工興建大潭水塘和建設鶴咀、青洲和歌連臣角三座燈塔。他任內積極開闢土地，填築了西區岸邊土地。這片沿海的新填地稱為堅尼地城。早期港島北面海邊的街道英名多為「Praya」，中文稱「海旁」，因此堅尼地城沿海的一路叫做為堅尼地城海旁。「praya」一字不是英語，而是葡萄牙語。

「軒尼詩道」Hennessy Road
軒尼詩道是以第八任總督軒尼詩爵士(Sir John Pope Hennessy1877-1882)命名的。軒尼詩道位於銅鑼灣與灣仔，東面接連怡和街，西面連接莊士敦道，是在軒尼詩總督離任後20年 (約1920年)才正式命名的。他在任內其間頒佈了《公司條例》、《中國移民條例》及《華人歸化英籍》法案等。他允許當時的華人在中區興建商店及建築物，對該區的建設有重大貢獻。他亦委任第一位華人非官守議員伍廷芳入立法局，並准許華人申請歸化入英籍，由此可見當時華人的地位慢慢提升。

「寶雲道」Bowen Road
寶雲道是紀念第九任港督寶雲(George Ferguson Bowen 1883-1885)。他在任內鋪設了一輸水管從大潭水塘經灣仔峽到半山濾水池，為了使工程順利完成，便須開闢一條小路從黃泥湧峽到中區半山，後來這小路擴展為一條馬路，並以寶雲來命名。他任內組成一個衛生委員會，又委任了第一位華人太平紳士；他又立例嚴禁華人攜帶及收藏武器。在他任內，困擾香港達20年之久的「封鎖香港」事件於1885至86年間結束。

「德輔道中」Des Voeux Road central
「德輔道西」Des Voeux Road West
街道名是與第十任港督德輔(George William Des Voeux 1887-1891)有關。德輔道西以前原名叫「寶靈海旁西」，在1854至1859年間填海而成。那時叫「寶靈海旁西」，是以第四任港督寶靈John Bowring命名的─寶靈任內開始發展填海計劃有寶靈海旁中西兩部份。
1940年代德輔道，別名又叫電車路。
當德輔上任時，他支援發展填海。當時大規模的填海計劃是在中區，即干諾道中和干諾道西一帶。當1904年工程完工時，為了紀念德輔的貢獻，便將寶靈海旁中改名為德輔道中，而寶靈海旁西就改名為德輔道西。

「干諾道西」Connaught Road West
「干諾道中」Connaught Road Central
干諾道因干諾王子一八九零年訪港而命名。他是維多利亞女王的第三個兒子。圖為英國畫報報導訪港新聞。
干諾道西在香港西營盤，由摩利臣街口起至西區石塘咀的山道口止，是貫通中西區最直的一條街道。干諾道中在上環，是從美利道街口起到上環摩利臣街口止，是為紀念1890年英國王子干諾公爵訪港而得名的。

「盧吉道」Lugard Road
其名字來自香港第十四任總督盧吉(Frederick Lugard 1907-1912)而命名。這條道位於太平山頂，由纜車總站起，繞了一個半圈之後接上夏力道。盧吉道設計是只供行人使用，因路面頗為狹窄，中間有數段是懸空的棧道。沿途可以觀賞維多利亞港風景，故以往香港八景中之「仙橋霧鎖」和「飛橋夜瞰」，就是指這裏所看的景致。
他在任期間，曾向英國政府建議將山東的租借地威海衛交還與中國，以作為中國將新界永久割讓與英國的交換條件但最後卻不了了之。盧吉勳爵亦提出香港需要有一所大學的構想，終在1912年3月香港大學舉行開幕禮，由他以港督身份兼任香港大學校長。香港大學之「盧嘉樓」、「盧嘉捨」宿舍及山頂的盧吉道都以他的名字命名。灣仔有條街道叫盧押道(Luard Road)是以軍隊指揮官盧押(Luard)命名，與盧吉(Lugard)勳爵無關，兩條街名很容易混淆。

「梅道」May Road
其街名道名與第十五任港督梅‧含理 (Francis Henry May1912-1918)有關。梅道位於近山頂的位置，並設有山頂纜車的分站，接舊山頂道和馬己仙峽道。
梅‧含理未任港督之前是警務處長。他曾任香港政府的輔政司，十分熟悉香港事務。1912年當他到香港履新時先由卜公碼頭上岸，然後轉乘八人大轎，突然一刺客對他槍擊，幸他未有受傷，這亦使他成為唯一一位被行刺的港督。他任內設立警察訓練學校，將總登記官改名為華民政務司。他擴建大潭水塘和建成多條通往港島南區的道路，形成了一個以中環為中心的公路系統。

「卑利道」Peel Street
此街道名與第十八任港督貝璐( William Peel 1930-1935)有關。這條馬路位於半山區，是一條南北走向的街道，由摩羅廟交加街(Mosque Junction)起，經一段樓梯而與皇后大道中相接。太平山頂還有一條貝璐道( Peel Rise)。
貝璐上任便遇上香港的經濟陷困境，於是成立了節省委員會，旨在削減政府開支。1934年在任期間，香港加入了帝國特惠稅協定，令到香港輕工業得以促進發展。
「彌敦道」Nathan Road
彌敦爵士(Sir Matthew Nathan 1904-1907)是香港第十三任的總督。彌敦爵士是一位軍人出身的內政官員，他十分重視香港的城市發展，在他主持下，港府制定了一個較完善的中區重建規劃，同時亦開闢了九龍區的主要幹道。1907年他任滿離任，彌敦道（原名羅便臣道）因而得名。

「麥理浩徑」MacLehose Trail
以香港第25任港督命名的。麥理浩爵士(Sir 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 1971-1982)，是有史以來任期最長的港督。他在任內成立了「廉政公署」，致力提倡廉潔的風氣；而九年免費教育亦於當時開始。1982英女皇授勳封為終身貴族做成勳爵，終身男爵，維多利亞亦作為他封邑之一。
麥理浩徑位於新界大帽山，全長100公里，以西貢北潭湧為起點，繞過萬宜水庫，由東向西橫貫新界，以屯門為終點，共分為10段，須要數日才全部走完。

4）用英國顯赫的政要人物名字命名的：

「卑路乍街」Belcher Street
卑路乍街位於港島西區，是堅尼地城全區重要之街道。它東接皇后大道西，西接加多近街，依山而築，是堅尼地城最早開發的街道。街道的命名是紀念一位英國指揮官 (Edward Belcher) 愛德華‧卑路乍將軍，他是最先率領英軍登陸香港的先遣部隊的揮官，於 1841年1月25日上午率領英軍乘軍艦在水坑口街登陸，並且翌日正式佔領香港舉行升旗儀式。
此後，他負責測量香港各地之地勢，策劃防守各項軍事設施。他主張建立東、西兩座炮台：東炮台是鯉魚門炮台，西炮台是西環山上的炮台，即卑路乍炮台。後來炮台下的一條街道，也以卑路乍命名。及後卑路乍炮台拆卸，改建為住宅「寶翠園」，而園內保留了原本屬於卑路乍炮台的一座英式遠程大炮。但199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寶翠園拆卸重建，故這座炮台也被移走了。
以往堅尼地城及西環對開的海灣也稱為卑路乍灣，標誌英軍在卑路乍將軍率領下登陸港島。

「莊士敦道」Johnston Road
英軍於1841年佔領香港後，當時英國駐華全權欽使、兼商務總監查爾士‧義律，曾委任莊士敦Alexander Robert Johnston 為香港出任臨時護理總督，當時首任總督砵典乍尚未正式上任。莊士敦道沿電車路地段在1841年之前並不存在，當年灣仔的海岸線就在洪聖廟附近，由於1841年建造大道東時，倒進灣仔海中的沙土成了新的土地，灣仔海岸線便北移數百米，新的海岸當時稱為「海旁東」（Praya East），即今日的莊士敦道一段。1902年起建設電車路在海旁東，亦即是莊士敦道。

「鴨巴甸街」Aberdeen Street
為紀念英國首相George Hamilton-Gordon，4th Earl of Aberdeen而命名。它是香港最斜的行車道路。鴨巴甸街於1840年代規劃，作為華人與洋人的聚居界線。華人需要居住於街道以西的太平山街地區，即上環和西營盤一帶，街道以東則發展成為維多利亞城的市中心。

「遮打道」Chater Road，「吉席街」Catchick Street
遮打道和吉席街這兩條街都是以保羅．遮打爵士(Sir Catchick Paul Chater)命名。遮打道(Chater Road)在中環，吉席街(Catchick Street)在西環。早年西環的吉席街叫「車打街」，因為原本英文街名是Chater，音譯為車打，後來叫吉「直」街是英文名改為Catchick的音譯，用的是「直」字，不是「席」。中環後建的遮打道，初期叫「車打道」，用的是「車」字，不是「遮」字，其英文名叫 Chater Road。 為免容易混淆，港府於 1958年6月同時更改這兩條街中文譯名為：遮打道(Chater Road)，和吉席街(Catchick Street)。
遮打爵士在推動香港早年的建設上，曾擔當過十分重要的角色。1860年遮打由印度來港時只是平民一個，但他有一股不尋常的毅力和魄力，和敏銳的商業觸覺及遠大目光。他持續多年鍥而不捨地向各方推介他的觀點，因而取得怡和集團的信任，與他一起創辦置地公司。他又能遊說港府落實在中環以北填海。
1904年，當港府完成中區北岸龐大的填海工程 (由寶寧海旁一直填至干諾道，寶寧海旁中和寶寧海旁西亦分別改名為德輔道中和德輔道西)，置地就在填海區購買地皮，大興土木，當年地價僅為每平方英尺25港元。到1905年底，置地至少在區內興建了五幢新廈：包括座落在干諾道旁的聖佐治大廈、國王大廈，座落在遮打道的約克大廈、聯合大廈和歷山大廈，而皇室行則座落在雪廠街尾。這些大廈均樓高4層至5層，一律維多和亞時代的風格，是當時最宏偉的建築物。這時置地的發展已奠定成為雄踞中環和全港最大的地產公司。

「吉士笠街」Gutzlaff Street
此街(巷)早於1848年前已經存在，只在1860年以後才命名為吉士立街，後統一譯名叫吉士笠街，是紀念一位「中國通」高官，其中文名為郭士立。郭士立是一位為東印度公司工作的德國傳教士，他後期擔任「撫華道」(即港英政府時代之華民政務司一職)，他精通中文，曾參與中英鴉片戰爭期間及《江寧條約》的談判。其實，吉士笠街只是小巷一條，位於皇后大道中120號側身。
早年巷口兩旁都是補鞋檔和做鞋攤販，曾經叫做『補鞋街』。當年代由於此街為高級西洋妓院所在地，又兼為補鞋和做鞋攤販集中地，常見有西洋妞往來，頭髮膚色均與華人有別，故又稱此巷為『紅毛嬌』街。到1860年，港府才改名為吉士立街，但『紅毛嬌』街之稱號已沿用20多個年頭，不是一時間可改口，但百多年後今天的老香港也不一定知曉『紅毛嬌』街之街名。

「蘇杭街」Jervois Street
William Jarvois原為英國將軍，1851年12月上環街市一帶發生一場大火，燒燬幾百間屋及燒死三十多人，災區重建，就由威廉‧乍畏總司令官帶領，開闢一條街道叫「乍畏街」(Jarvois音譯)。「乍畏街」由於多數銷售蘇杭的布疋絲綢及婦女用品等，十分熱鬧，後來華人習慣改為叫「蘇杭街」。「蘇杭街」生意盛極一時，夜市又相當繁榮，曾有「夜中環」之稱號。由19世紀末開始，上環發展成華人主要商貿區。蘇杭街和文鹹街由於接近當時海邊的三角碼頭，故成為了香港早期轉口貿易集中地。(請見前文有關「文鹹東，西街」。)

「威靈頓街」Wellington Street
街道是紀念打敗拿破崙的著名英國將軍威靈頓LordWellington，英軍非常佩服他，便以此街為紀念他。威靈頓街是香港中西區的一條知名舊區街道，尚有些舊區建築物存在，如中央警署總部大樓 (建於1919年)，香港政府現已作為歷史性博物館。另外，在靈頓街與鴨巴甸街交界有「蓮香樓」，該茶樓創業於1918年尚保留早年代風格，茶樓大廳四面裝有中國古文詩句、山水字畫。

「梳士巴利道」Salisbury Road
梳士巴利是英國著名侯爵( Marquis of Salisbury )兼政治家，首相並兼任外相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在任時英國以展拓香港邊界專條，強租新界99年。開始時，梳士巴利道名為「梳利士巴利道」，但因為英文Salisbury之「ｉ」不發音，港府後來在1970年代更正為梳士巴利道，把早期中文譯名首個「利」(字/音)刪除，以配合英文發音。

「漆鹹道」Chatham Road
漆鹹道建於1888年，最初稱為「德輔道」。當時德輔擔任港督，以此街命名德輔道紀念他。但到1890年港島中區大規模填海造地，將原來之寶靈海旁的街道便改名德輔道。結果，港島和九龍都出現共2條德輔道，為了分辨出九龍的德輔道便更改為「漆鹹道」。

「加士居道」Gascoigne Road
位於九龍京士柏及油麻地以南，建設當年是為紀念英國駐港陸軍司令William Julius Gascoigne。自1898年7月1日英國接管深圳河以南，界限街以北(九龍寨城除外)，元朗大埔等原居民曾強烈反抗。當年港督布力 (Sir Henry Arthur Blake) 派遣駐港陸軍司令Gascoigne負責接收新界，並經過激烈戰事，最後成功收地。

「佐敦道」Jordan Road
街道名稱是紀念來自英國病理學家Jordan。香港於1894年發生大規模傳染病，稱為「黑熱病」，並宣佈為疫埠。該年瘟疫死亡者數達2,547人，大多數是上環太平山區居民，離港回鄉避疫者達80,000人之多。港府曾決定把該區太平山區封閉，所有民居全數夷為平地。其間英國病理學家Jordan帶領小組經多次驗證發病原因，證實瘟疫為鼠疫後，在1901年連同衛生官員進行大規模清潔患者家居及滅鼠運動，由外國輸入疫苗給市民注射，至1904年把肆虐多年的鼠疫清理掉。港府為了紀念他的功績，把油麻地一條街道命名為「佐敦道」。

「史釗域道」Stewart Road
港島「史釗域道」紀念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首任校長Dr. Anderson Stewart。1862年二月，本港4所官校合併成為中央書院（Central School），史釗域任校長還兼任香港學校督察和布政司。中央書院於1889年更名為維多利亞書院（Victoria College），1894年起改稱皇仁書院（Queen’s College），「皇仁」校名沿用至今。

5）以歷史背景命名的街道

「界限街」Boundary Street
界限街位於深水區伸延至九龍城區，又直又長。這條街紀錄了香港邊界的歷史。殖民地時期的香港版圖是分三個階段發展的：1841年只限於香港島，1861年伸展到九龍半島，1898年才擴展到新界及離島。
1860年，清朝政府與英國簽訂《北京條約》，將九龍半島南部一大半割讓給英國，雙方落實在劃定九龍半島版圖時，界線是從昂船洲北端起，劃一直線到九龍灣，界線以南的劃入英國管治範圍，由英軍駐守，英方稱為「界限線」（Boundary Line）。英方為了方便調防軍隊，便由這條「界限線」成T-形的建築了第一條馬路直達尖沙咀的軍營去，方便調動軍隊。（當時這條馬路叫「羅便臣道」，後改為「彌敦道」。）
直至1898年英國政府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租借新九龍及新界為止。這條界限線亦被英方改稱為「舊邊境線」（Old Frontier Line）。當時此界線並非正式道路。到1911年後，九龍半島不斷向北發展。1934年，為配合九龍塘發展，以及處理租界內外的地稅問題，港英政府便於此界線上興建一條道路，即是「界限街」。

「水坑口街」Possession Street
水坑口街最初名波些臣街，按照1894年的街道名冊上的街名，「波些臣街」是將英文街名Possession Street音譯而成的。Possession意譯為佔領，意即「佔領街」。當年1841年1月25日，英國商務代表義律（Sir Charles Elliot），根據和清朝直隸總督琦善所訂的《穿鼻條約》，命令海軍軍官卑路乍率領英軍乘艦隊登陸香港作先遣部隊，英國海軍測量人員早已測定香港西面有一突出的高地，平坦而臨海，可作初期駐營地方，這塊高地位於一條流出海港的大水坑附近。
卑路乍將軍率英軍登陸，即由工兵開路通往這座高地，並駐營於其中一塊高地，就是今日位於上環水坑口街西面的大笪地。先遣部隊為正式佔領香港安排一切。1月26日，英國遠東艦隊支隊司令伯麥（J.J.G. Bremer）乘座駕艦Calliope號來港，正式舉行升旗儀式。英艦在海面鳴炮，表示正式佔領香港。
由於這條路是英軍佔領香港時開闢的道路，後來英軍的軍營從大笪地遷往中區，這一帶建築民房，闢成道路，故英文寫作「佔領街」，中文則譯為「波些臣街」。同時，由於這條街旁邊有一條水坑流出大海，因此華人不稱這條街為「波些臣街」，而叫做「水坑口街」。1890年，港府重新發展水坑口，並在附近公開競投二百多個攤檔，作為衣服、雜貨、古董等東西的擺賣地，相當熱鬧，後來這裏的攤舖又稱為「大笪地」。

「奧卑利街」Old Bailey Street
奧卑利街位於中區荷李活道的中區警署側，向南斜上至堅道止，是一條算是寬闊的早期街道之一，亦是第一條通往半山的道路。它的命名與倫敦的監獄有關。這條街的特徵是因為興建有一所域多利監獄。1856年建成中央警署時，又在警署後面將監獄擴充，與倫敦奧卑利監獄一樣代表法治象徵，因此後來當監獄旁邊開闢道路連接堅道與荷李活道，便稱之為「奧卑利街」。
這座域多利監獄是香港最古老的監獄，經歷了香港開埠至今的漫長歲月，見証了香港開埠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歷史，它於2006年3月12日正式結役。昔日它和毗鄰的中央警署及中央裁判司署鼎足而三，構成香港早年刑事司法系統的核心。有香港人認為它是值得保留的歷史建築物，商議變身為另類古跡旅遊景點。不過，亦有物業發展認為該地皮有價，取捨兩難，且看將來的發展。

「囉街」Lascar Row
英國人登陸的地點街名稱為「佔領街」，（Possession Street）音譯「波些臣街」又叫「水坑口街」、「大笪地」。英軍登陸後在水坑口街附近設立軍營，那時英兵在大笪地紮營駐守，而印度僱傭兵則駐紮在大笪地旁，即今囉街一帶，稱為Lascar Row。英文「Lascar」意指軍隊，指在歐洲船上工作的印度水手。「Lascar Row」當年意為「東印度海員一排排的房舍」，俗稱囉街。後來，囉街分為囉上街及下街，位於皇后大道西與荷李活道之間，東接樓梯街，西接樂古道。這一帶是香港著名的古董集散地，著名的「囉街古董市場」亦設於此。時至今日，囉街已成為香港島其中一個著名的旅遊點。

「雪廠街」Ice House Street
在今日中環砲台裡山腳附近昔時建有一「雪廠」，用以貯存外地運來的冰塊。原因是當初（1840年代）英人來香港，不太習慣香港濕熱的夏天，加上當時不少駐港英軍染有一種熱症，需要冰塊敷額降溫，故冰塊需求量很大。當時本港無冰塊供應，只有依賴海外運來，因而在砲台裡兵營的附近海邊，撥地建冰廠。後來以輸入冰塊的價格昂貴，計劃利用從山上流下的溪水，築起條「義律渠」，渠底鋪有石塊，作製冰用的水源。但最後仍然因費用太昂貴而放棄，故現在只留下一條「雪廠街」。

6）以華人及商家命名的街道
值得一提的，早年當局開始使用一些當時舉足輕重的華人及富商來替街道命名，計有：「利源東、西街」Li Yuen Street East，Li Yuen Street West
1891年中區首次填海拍賣，當時廣東台山富商金利源投得了現時利源東、西街的土地，他計劃興建兩條街道，專門租售給服裝，布疋，日用品等商販經營。1894年終於以他的名字命名「利源東街」出現，是首條以華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利源東街早年一度叫「報紙街」，因為當時很多報社報館，如《大眾日報》、《自然日報》，及洋紙行、印刷油墨行、出版業等聚集在此。利源西街因為集資需時，則到1906年才建成。隨著中區的發展，利源東街漸漸變成位處中環金融中心地帶，早年的報館相繼搬離，而售賣平價衣物及手錶攤檔相繼進駐，成為如同旺角「女人街」般平價市場，吸引市民前往購物，變身為著名購物街。

「旭龢道」Kotewall Road
是香港港島西半山區的一條街道，全長400米，是上下山的雙行車路之一。旭龢道位於西營盤東邊街、般鹹道、柏道、及列提頓道以南的山坡上，它的北端與羅便臣道交界，西端與干德道交界。旭龢道就是紀念曾任立法局議員的華人太平紳士羅旭龢。羅旭龢有歐亞裔血統，他的英文名是Robert Hormus Kotewall。1886年任職香港警察廳，1913年任裁判司署首席文案。旋被選為第一位華人官守太平局紳。1916年又晉升為布政司署首席文案。同年，羅旭龢覺得官場發展有限，遂辭職經商，創辦旭和洋行，從事留聲機出入口業務，開創香港音響業及唱片的先河。他曾獲香港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及英國授予其爵士榮銜。當年，何東、伍才、羅文錦、曹善允、羅旭龢等人都是享有超然地位的華人。香港淪陷其間，羅旭龢出任日軍政府華民代表會主席一職，協助日軍在港活動。日軍投降後，楊慕琦重任港督，撤消其華人代表及三院永遠顧問等職，並決定永不錄用。

「寶珊道」Po Shan Road
於西半山有寶珊道，是紀念傑出華人韋寶珊而命名的。此路位於半山，接連旭龢道與干德道，是早年華人聚居半山區的一條馬路。韋寶珊（1849-1921）是廣東中山人，為香港開埠後第二位華人爵士。早年就讀於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是香港第一位到英國留學的學生。1880年參與創辦保良局，其後組織華商會館，出任東華醫院首總理。1883年出任為太平紳士及擔任當時發鈔的有利銀行做華人經理。1896年他出任立法局非官守議員，連任18年。1905年美國頒佈《禁止華人入境》苛例，他與何啟等人與美商談判，爭取華人權益。
「壽臣山」與「壽臣山道」Shouson Hill, Shouson Hill Road
「壽臣山」與「壽臣山道」在黃竹坑，是紀念周壽臣爵士。周壽臣1861年在香港出生，為清朝洋務運動首批到美國留學的幼童。1918年，周壽臣與當時商賈李冠春、李子芳等人創立東亞銀行。1925年周壽臣協助港府調停「省港大罷工」。1926年更被港督金文泰委任為首位華人議政局議員。當時港督金文泰將周壽臣在黃竹坑內河地段（即今壽臣山道）的大屋命為「松壽居」。1937年，港英政府為獎勵他效忠政府及服務社會，便將「松壽居」所在的山命名為壽臣山Shouson Hill，環繞山的道路便稱為壽臣山道Shouson Hill Road。

「麼地道」Mody Road
麼地（Hormusjee Navrojee Mody）是波斯裔印度商人，他響應港督盧押﹙Frederick Lugard﹚於1907年的建議，捐鉅款成立香港大學。他捐出15萬元作為建設大學經費，另捐3萬元作大學基金，支持平日的經費。當時他在香港已居住了50年了，真的是地道的老香港。
「山市街」Sands Street
19世紀70年代，香港的造船，船塢和船隻維修設施的需求增加，當時在西區亦有不少造船廠，其中一家於1867年開業，為（Captain Sands）山市上校所有，Sands Street山市街因此而得名。

7）以植物命名的街道：
「紅棉路」Cotton Tree Drive，「棉花路」Cotton Path，「紅棉圍」Hung Min Court，「荷李活道」Hollywood Road，「西洋菜街」Sai Yeung Choi Street，「通菜街」Tung Choi Street，「牡丹街」Mau Tan Street，「冬青道」Holly Road 早期以植物命名的街道，大多會反映在那裏固有的植物。百多年前的港島及九龍，很多地區有紅棉樹，亦叫做木棉樹，樹身又直又高，冬天一過就盛開朵朵珊瑚色的大紅花，華人稱之為「英雄樹」象徵屹立不倒。有些地區街名也就因固有種植的木棉樹此而起名，例如中環的紅棉路（Cotton Tree Drive），加路連山道與東院道之間的棉花路（Cotton Path），元朗之「紅棉圍」（Hung Min Court），都是以紅棉樹為名的。
除了木棉樹外，其它又如元朗之「牡丹街」、跑馬地之「冬青道」等等都反映早年該區內之固有植物。在1841至1843年開埠初期，英國人從上環至中環開闢一條沿海的「皇后大道」時，同期開墾另一條沿山腰走向、打通大樹林的「荷李活道」。築路時因當地遍植冬青樹（Holly），故名Hollywood Road，中文名稱則是音譯。香港常見的冬青有多種：如梅葉冬青、灰冬青、榕葉冬青、細花冬青、廣東冬青等。跑馬地之「冬青道」也都反映此區內之植物冬青樹。
旺角區有著名的「花園街」，「西洋菜街」及「通菜街」都與百多年前原居民的種植有關。昔日曾叫望角Mongkok（即今日之旺角）原是濱海荒蕪之地，古時稱為「芒角」，因為該處地勢像一隻牛角伸入海裏，故被稱為「芒角咀」。而附近的「芒角村」約位於今日的洗衣街附近，居民以種花種菜為生，尤以種植西洋菜和通菜聞名。後來填海造地，逐漸成為今天旺角區的西洋菜街，通菜街，花園街，洗衣街，亞皆老街，乃路臣街和山東街等歷史悠久的商業街。
20世紀初，香港很多地方陸續填海及開山造地。到40年代時，政府及地產商對較大區域組建的街道開始有系統的去命名，例如大角咀就有多條街道以「樹名」之系列去命名：如棕樹街，櫸樹街，橡樹街，榆樹街，槐樹街，杉樹街等，但這種命名方式，並不反映那裏固有的植物了。同樣九龍塘區內玉蘭路Mandolia Road，丹桂路Osmanthus Road，石竹路Dianthus Road，牡丹路Peony Road，海棠路Begonia Road等並不反映那裏固有的各類花種。

8）以舊建築物命名

「銀幕街」Ngan Mok Street
北角之「銀幕街」是紀念1923年成立的香港首間電影製片廠「民新電影廠」建立於該處而命名的。民新電影廠依山面海，電影廠廠址屬於郊區。

「東院道」Eastern Hospital Road
東院道是以1929年開幕的東華東院命名，它位於銅鑼灣掃桿埔的山谷，毗鄰香港大球場。與東院道相連的街道有銅鑼灣道、嘉寧徑、棉花路、大球場徑及加路連山道。

「電氣道」Electric Road及「大強街」Power Street
兩條街都靠近北角發電廠舊址。香港電燈公司在1915年在北角建總廠，那時填海開闢工程十分龐大，一直十多年仍然是泥路一條但又沒有命名。因為是去電力廠的一條路，初期人們便把它做「電器道」，及要到1940年才全部完成。其後正式命名時，改為「電氣道」。電氣道與銀幕街都很接近，港島東區發展是較為遲起步的。

「渣華道」Java Road
渣華道初期叫「爪哇道」，指印尼爪哇島。1900年代起，有一間「爪哇輪船公司」於北角設立辦事處，並開辦往來上海、香港、雅加達、萬隆、泗水等地方的輪船航線。1933年，渣華道落成，香港政府便以「爪哇輪船公司」之名，將道路命名為爪哇道。1950年代，香港政府大規模發展北角區，爪哇道亦被改名為「渣華道」。

「差館上街」Upper Station Street
差館上街位於荷李活道與太平山街之間。香港開埠初期，第一所警署叫中央警署，於1844年建立在荷李活道。其後警署在1857年重建，但很快於1864年遷離出售，原因是在同一條荷李活道之東面，建立了新的中央警署（即「中區警署」）， 故現在，在差館上街是找不到差館的。

「廟街」Temple Street與「眾坊街」Public Square
油麻地早在九龍割讓與英國之前約1840年代，已有小型天後廟。現有的天後廟於1870年重建。廟街是因位於榕樹頭的天後廟而得名。廟前的榕樹頭，就是一般廟前的空地，用作祭祀和做神功戲的地方。這片空地，不屬於私人，是公眾的地方。凡公眾聚集的地方，英國人稱之為Public Square。大概由於當年負責這條街的翻譯師爺英文水平關係，把Public Square一名「Public」翻譯為「公眾」，而「Square」（本指廣場），則誤譯為「四方」，成為公眾四方街。到1980年公眾四方街才正式更正為「眾坊街」。接近天後廟一帶的廟街，晚間更有占卜算命的地攤，以及街頭戲曲表演等，被形容是香港式的平民夜總會。

「軍器廠街」Arsenal Street
灣仔警署總部向金鐘方向，早年一帶是英軍屬下之北軍營（North Barrier），築有皇室砲台，主要在鞏固海防。在軍營與砲台之間，即今日灣仔警署總部，設有火藥庫，是今日「軍器廠街」名稱的由來。在今軍器廠街附近，當時有一大水坑，是灣仔（華人區）與中環（洋人區）的天然分隔線。

9）以舊村落或地勢命名：

「福佬村道」Fuk Lo Tsun Road
位於九龍城的「福佬村道」的命名是因為以前這裏有條村叫「鶴佬村」。村民都是早年從廣東潮汕福建等地區移民來香港的，操閩南方言（即福佬話、潮州話）。原居民叫他們做福佬 （Hok-kien）、鶴佬、學佬等，故後來命名為「福佬村道」。

「蒲崗村道」Po Kong Village Road
蒲崗村道位於鑽石山，是圍繞鑽石山的一條道路，西南端與彩虹道交接，伸展至北面的慈雲山，然後轉向東面，在豐盛街處再向南伸展，連接斧山道，是鑽石山區最主要的道路。顧名思義，這條路是因為以前有條蒲崗村而得名的。蒲崗村是一條古老的鄉村，1920年代時蒲崗村仍然存在，位於現時鳳德村一帶。戰後整個地區不斷發展，而蒲崗村亦隨著發展而拆去。蒲崗村舊址就在現時蒲崗村道北段，範圍包括蒲田裡、蒲明裡、蒲英里、蒲芳裡、蒲景裡、蒲蕙裡和蒲蘅裡一帶，橫貫蒲崗村道與毓華街之間。相傳蒲崗村建村於南宋時代，村民來自福建省的蒲田人，以經營運鹽到內地為業。

「馬頭圍道」Ma Tau Wai Road
1898年以前，九龍寨城外面全是耕地，不遠處亦建有一個大碼頭，叫做「龍津碼頭」，延伸至九龍灣海面，（大概位於啟德機場的附近）。寨城外面耕地主要依靠一條從新蒲崗下來的湧水灌溉。這條小湧流經「龍津碼頭」至九龍灣出海。因此，此湧被稱「馬頭湧」（註：「馬」與「碼」二字相通。）那條馬頭湧流經數條小村，其中一條村鄰近龍津碼頭，位於海灣處一突出海角之地，而且是一條圍村。居民叫那海角地為「馬頭角」，那村叫圍村。後來，當興建啟德機場時，便將馬頭湧的上游水源截斷了並填平築路，道路便命名為「馬頭湧道」。後來，因為要配合填海工程，須要清拆此圍村及重建新的樓宇，於是把其中一條道路命名為「馬頭圍道」以紀念此村。

「大湧道」Tai Chung Road
位於新界的荃灣區現在荃灣愉景新城對開，十多年前該位置有一條很闊的明渠流出海。湧水來自後山光板田村附近的「曹公潭」和「珍珠潭」。1990年代開始，這條明渠被鋼板覆蓋成為馬路變成現在的大湧道，靠近山坡的位置大興土木變成現在的愉景新城。以前明渠之渠水好臭，都是由附近的染廠排放五顏六色的廢水，加上染廠排放的熱水蒸氣混合化學氣味。

10）以外地之地名去命名：
以國內地方命名的：計有「上海街」Shanghai Street，「漢口道」Hankow Road，「北京道」Peking Road，「南京街」Nanking Street及「廣東道」Canton Road，「山東街」Shantung Street等。1909至1910年期間，尖沙咀當時幾條新建的街道都以與香港有貿易的地名統一命名：如北京、南京、河內道、山東街等。其中「廣東道」始建於1870年代。它在1910年命名前叫做「麥端露」或「麥端露道」，又叫「麥當奴道」。它是在港督麥當奴MacDonnell（1866-1872）任期內興建的一條沿九龍半島海邊的路，初時用途是運送軍隊和物資到「尖沙頭」的英軍軍營，即現在之九龍公園的前身。
1884年「廣東道」（當年「麥當奴道」）旁建立了尖沙咀水警總部。「廣東道」後來延伸到油麻地區。1909年麥當奴道改名為「廣東道」因港人稱廣州市為省城，故英文名便用了「省會」Canton這個詞了。與「廣東道」同建於1870年代的還有九龍區的 「差館街」，「花園街」，「伊利近街」位於九龍而有重複用同名的，亦於1909年分別更改為「上海街」，「漢口道」，與「海防道」。
以英國地名命名的：計有「康和裡」Cornwall Lane、「牛津道」Oxford Road、「劍橋道」Cambridge Road等。以美國地名命名的： 計有「百老匯街」Broadway Street、「砵蘭街」Portland Street等。

11）以古典吉祥字彙去命名：
例如「鴻圖道」（大展鴻圖），「安寧裡」（身心安寧）、「百子裡」（百子千孫），「高陞街」（步步高陞），「興隆街」（生意興隆），及「三多街」（多福、多壽、多男）等等都以華人傳統吉祥文雅字彙命名。

12）以方位命名：
有「東邊街」，「西邊街」，「東街」，「西街」，「正街」等。
東邊街與西邊街同樣在西營盤區內、南面與半山區的般鹹道相接的，向山下斜走至干諾道西的南北縱向街道。街道原名是「新東街」及「新西街」，（英文名為Eastern Street及Western Street），以別於較早建立於太平山街與荷李活道之間的「東街」與「西街」。因為早期聚居該區的華人認為此街是在半山居宅區的東邊及西邊，後來改名為現時的名稱。香港開埠早期是禁止一般華人居住於半山區的。
至於太平山街與荷李活道之間的「東街」（Tung Street）與「西街」（Sai Street），只是小橫街。
西邊街與東邊街中間同樣由南至北走向至干諾道西的是正街。而第一、第二和第三街則是橫貫西邊街、東邊街和正街。該區有很多舊建築物例如英皇書院和救恩堂等。

13）以宗教命名：

「摩利臣山道」Morrison Hill Road
「摩利臣山道」位於灣仔。1842年，中英在南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把香港割讓給英國人。開埠之初，到中國香港的傳教士認定這是個傳教大好機會，當時，倫敦教會在1842年2月通過決議，並致電給當時香港的英國代表 Henry Pottinger （後來1843年成為第一任港督），向他要一塊土地用作建造教堂和學校。結果，教會在當時的摩利臣山興建了馬禮遜英華學校 Morrison Anglo-Chinese School ，就是最早的西式學校，也就是香港第一間英國人的教會學校。該校於1842年11月在今灣仔摩利臣山山頂建成。（Morrison Hill，今譯「摩利臣山」即因馬禮遜而得名）。馬禮遜英華學校只辦了六年於1849年關閉，原因是摩利臣山含有石礦及政府發展交通網需要，該山經數十年後已剷平。

「天後廟道」Tin Hau Temple Road
銅鑼灣「天後廟道」顧名思義是取名於附近之天後廟。該廟建於清初乾隆以前（1747年前），叫做「鹽船灣紅香爐廟」，主祀神靈是天後娘娘，香火鼎盛，後改稱為天後廟。廟後之山以前叫做紅香爐山，廟前對開就是海灣。

「蓮花街」Lily Street
從「天後廟道」轉入銅鑼灣道入大坑區又有一座蓮花宮，依山腳而建立。蓮花宮建於清朝年間，廟內的觀音大仕受到當時一眾漁民供奉，香火鼎盛，建築亦相當具特色，「蓮花街」就以蓮花宮而命名。早年大坑村就在附近，蓮花宮對開一帶 （即今日之銅鑼灣球場、高士威道、維多利亞公園） 都是海域及沼澤，而且大坑村附近時常氾濫。

「摩囉廟街」Mosque Street
座落於摩囉廟街與些利街有一座回教廟，「摩囉廟街」因此而得名。此回教廟建於1843年，到1905年重建，位於中環半山，接連羅便臣道，另一邊接連些利街（Shelley Street），與些利街交叉角就是回教廟。「摩囉廟街」不是「摩羅街」。（請見前文6之4有關「摩羅街」）。摩囉廟街又曾叫「莫士奇街」。

「城隍街」Shing Wong Street
城隍街靠近鴨巴甸街西面，「城隍街」由堅道直落至荷李活道。1842年建有城隍廟，此街便是以廟宇命名。但現今此城隍廟已好像不存在了。

「聖佛蘭士街」St. Francis Street
佛蘭士街在灣仔星街轉落皇后大道東。開埠初期，澳門來港定居的葡萄牙人最早聚居的地方。葡萄牙人都信奉天主教同時亦致力傳教，該街道名稱是葡萄牙人紀念St. Francis Xavier（聖方濟‧沙勿略）而命名。聖方濟‧沙勿略在16世紀開始到東方傳教但一直未能到中國。

14）以小工業命名：
「豉油街」Soy Street，「染布房街」Yim Po Fong Street，「洗衣街」Sai Yee Street，「東方街」Tung Fong Street,「煙廠街」Yin Chong Street，「炮仗街」Pau Chung Street，「電器道」Electric Street「豉油街」，「染布房街」，「洗衣街」等都集中在旺角。命名原因是二十世紀初，旺角（早年叫芒角村）已由一個村莊經填海造地漸變成為一個具有多種不同工業的集中區域。1924年間多條街道命名都反映當時該處的不同工業：染布房街就有很多染布工業集中；洗衣街就因為那裏的工業廣泛使用工業洗衣機因而命名的。

「東方街」（Tung Fong Street）與「煙廠街」（Yin Chong Street）
這兩條街也位於旺角，其命名是因為1920-30年代、位於旺角彌敦道與窩打老道的「東方煙廠」（Orient Tobacco Manufactory of Hongkong）而得名。東方煙廠是當時旺角規模最大的工廠之一，總公司是C. INGENOHL，由一位菲律賓人建立，獨家代理來自菲律賓之呂宋雪茄煙及煙絲轉口到中國及東南亞等地。其實，早年中國的香煙是從菲律賓進入的，開煙草公司的人來自菲律賓是不足為奇。到了30年代，東方煙廠關閉了。戰後，在原來煙廠地皮中興建道路，分別改名為煙廠街和東方街。

「炮仗街」Pau Chung Street
炮仗街在九龍城，1926年命名的。20世紀初，香港歷史上出了一個「爆竹大王」陳蘭芳。陳是東莞人，在莞城製造爆竹、煙花，並大量出口。1916年，經香港政府批准在旺角首設「廣萬隆公司」獨家設廠製造爆竹，出口到北美、新金山（即墨爾本）、孟買、南非及東南亞一帶，銷路日廣，求過於供。陳蘭芳復設廠於九龍城碼頭角北帝街，自建工廠一間，面積很大，工人達1,000人；那年代有上千工人的工廠是不多的。1926年，他又在澳門擴充發展，獲利甚豐；到抗戰時，陳蘭芳已穩執全國爆竹製造業出口的牛耳，但太平洋戰爭後，陳蘭芳的爆竹業受到很大打擊而淡出。九龍城炮仗街是因為該處炮竹廠而取名的。

15）以商舖及貨倉命名：

「糖街」Sugar Street
糖街不是「糖廠街」，但其命名與歷史背景與「糖廠街」則類似。它位於銅鑼灣近維多利亞公園出口、怡和街和告士打道之間。1868年後期，英資洋行怡和在該處曾建立糖廠叫「東方煉糖廠」製作白糖，但其後關閉，部份機器轉售給另一著名太古集團，而太古的造糖業則極之成功。（有關「糖街」，請另參考「街道名稱的由來2─以早年的英商巨賈命名」一段。）

「糖廠街」Tong Chong Street
糖廠街位於側魚湧的「糖廠街」是因為1884年太古集團在該處成立煉糖廠而得名，煉糖廠叫「太古煉糖廠」。太古糖業在香港已成立超過120年，早年太古糖業不但是全中國唯一的精糖製造廠商，無人不知道「太古糖」。在當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煉糖廠之一，難怪這個名稱幾乎與「香港」名字同義。到了1972 年，太古煉糖廠關閉，太古公司自此之後把其製糖業務集中在糖類產品和包裝上。時至今天，太古糖類產品在糖類的零售市場仍佔最大的比率。

「琴行街」Kam Hong Street
曾福琴行曾經在這裏設店，街坊常稱這裏「琴行」，故稱為琴行街。曾福琴行於1916年成立，為亞洲區歷史最悠久的琴行之一。

「書局街」Shu Kuk Street
往時商務印書館的總行曾經在這裏設廠，現在成為了商務印書館北角分店。

「和富道」Wharf Road
早年港島沿岸集中在西營盤，銅鑼灣，灣仔，北角及鰂魚湧，築有很多倉庫連碼頭，大多屬於英資洋行等財團的物業。很多倉庫於二戰前後陸續改建發展了，而北角的貨倉區在戰後仍然存在，保留時間較長。香港電燈公司於1919年選址北角沿岸一段興建發電廠，附設儲煤炭的倉庫。發電廠在二次大戰時曾經受到破壞，但戰後重修繼續服務港島居民。後因各樣環境問題，發電廠於1978年關閉，原址改建為住宅，即現在的城市花園。以前放置煤炭的倉庫，於1984年發展成和富中心，而「和富道」（Wharf Road）因而得名 （音譯）。

16）有弄錯命名的：

「列拿士地台」Rednaxela Terrace
在半山近堅道與卑利街向下走第二條街。從中文名稱看來，並無甚麼不妥，有可能是早年翻譯員出錯。因為一貫書寫中文都是由右至左，因此當年翻譯員書寫英文字「ALEXANDER」時，可能把英文字母倒轉過來從右而左抄錄，就變成「REDNAXELA」。因一直沿用，故亦未有糾正過來。這個錯誤也有可能是特意的，因為英國人有時喜歡做些幽默式的舞文弄墨的玩笑。

「斧山道」Hammer Hill Road
Hammer解作鎚，但誤譯成「斧」，可能因為早期香港官員知識水平吧。

「公眾四方街」Public Square改為「眾坊街」
近油麻地廟街。大概早年負責翻譯師爺的英文水平關係，把Public Square一辭之「Public」翻譯為「公眾」，而「Square」一字（本指廣場）則誤譯意思為「四方」，組合成為「公眾四方街」。到1980年公眾四方街才正式更正為「眾坊街」。

結論
香港街道的命名還有很多的分類，歷史及背景，不能一一詳述。早年中西區及半山是當時的主要經濟商務活動中心，但隨著地方逐漸開拓，很多初期舊有的中式橫巷小裡都漸漸拆封或合併了，大都座落於中西區。例如西區的福祿裡，子同巷，上環的興仁裡，東來街，半山的吉星巷等等，現在都很難找到歷史痕跡了。當進入二十世紀的香港，人口不斷增加，地區發展加快，於是出現大規模新填海區和不少新建街道。由於這時政府會把新填海區先規劃道路，才把地皮給發展商建屋，所以街道大都由政府命名，甚少由發展商命名。另外，街道命名亦由以先擬定英文名為主漸漸變成以先擬定中文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