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份工相當不錯，上班時間短，薪金不俗，寫專訪另有稿費，但我未到試用期已辭職，一來不願跟那上司合作，二來當時太多工作。

從小被誤會反叛，其實我一直會聽從道理。道理正確的話，當然照做。如果無道理，無論父母、老師、上司以至任何人要求都不會做。所以，批評人不聽話之前，不妨想想自己說的是否合理。

題外話，為免罰款，近年做了一些明知無道理都要照做的事，早已跌破聽話的底線，整個社會都為無理規限付上代價。

友人議論親友頭髮太長，過了腰位，認為她應該剪髮。

我覺得人生可以真正掌握的事並不多，如果長頭髮可以令她開心，為甚麼要她聽別人說話剪短呢？

我笑說：「你不必叫她剪髮，她不能長久保留這頭長髮的。隨年齡增長，頭髮會變幼變薄，她總有一日會剪短的，任由她想頭髮多長就多長吧！」

友人終於認同，女孩日日洗一頭過腰長髮並不容易，人生只有短暫時光可讓長髮如此張揚的。

中學男生不可留長髮，到他們可以留長髮的時候，分分鐘已漸變禿髮。我認為教育應該教導學生明辨是非，學會尊重和自強，而非停留在外表規限之上。

習慣在腦海構思和刪減，好像今日的專欄《剪髮》，早在腦海修改多次，原本的構思是雙線並行對比香港和伊朗的剪髮。

然而，四百字專欄只夠說好規限市民的香港故事，無法兼顧伊朗現況。

如果我是伊朗女子，當然要向外國人說好伊朗故事。被迫戴頭巾是幸福的，戴不好分分鐘被殺，還可以被迫戴頭巾自然是好事。

事實是我生於香港，當然要向外國人說好香故事。明明無病無痛，被無形囚牢所困是幸福的。即使有中醫學位，公開發問多時，依然無人回答預防針如何預防感染，同樣是美麗的香港故事。

業主繳交昂貴管理費營運的會所不准業主進入，市民直接間接交稅運作的政府限制市民自由，同樣是美麗的香港故事。

伊朗女子為戴不好頭巾無故死亡，不是一人，而是不知多少人已因戴不好頭巾而死。伊朗人為“女性、生命、自由”站出來，法國女星公開剪髮以示支持，附圖見於不同YouTube。

古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連剪髮都要問過父母。嗯，這是古人思維，現在，住在地球某些地方的人去剪髮要政府批准的。

《聖經》人物參孫力大無窮，他的力量來自頭髮，剪髮會失去力量。他無想過剪，卻被敵人偷偷剪掉，大力士竟無法捍衛自己的頭髮。

要是人無法保護自己的身體髮膚，還說什麼人權？

假設小城有100人，出現不斷變種的傳染病， A組50人打預防針，B組50人不打。100人如常生活，要是A組感染人數較少，證明打針有用。反之亦然。

簡單的新藥實驗會用AB兩組參加者，兩組人數一樣，雙盲實驗是一組用新藥，一組用安慰劑，參與實驗的人並不知情。若干日後，從參與者反應檢視藥物功效和副作用。

濫權者可以指黑為白、指鹿為馬，甚至囚禁在《國王的新衣》裡說真話的小孩，但權力再大都不能直接扭曲科學。

醫學跟文學有本質分別，文學可以埋堆互相吹捧，喜歡怎樣篩選就怎樣篩選，喜歡將人渣垃圾捧上天亦無不可。

醫學始終要講求實質證據，不要誤會中醫不夠嚴謹，要是無法治病，中醫早應失傳。

近代中藥同樣有雙盲實驗，由於資源所限，不及西藥大規模。奇怪的是，無法通過西藥第三期臨床實驗的藥物，可立緊急法用在人的身上，緊急了兩年多仍然緊急。

文首例子是沒有B組就沒有醫學證據，任人定義。沒有對照組，如何證實藥物有效？沒有B組怎能證明無效？

醫學討論，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寫小說是順勢而行，腦海的故事會因應世情改變。

十月一日見報的文章會寫跟國慶有關的。

從內地人角度看十月一日，對我來說，近十年的十月一日總想寫南丫海難，罹難者親屬和記者堅持找出真相，才令真相不致於過早無聲沉沒。留言有文章連結。

追尋真相是重要的，不能讓罹難者死得不明不白，更不能任由悲劇重演，必須找出漏洞，懲罰犯錯的人，才可讓事件完結。

真相大白以後，死者安息，傷者釋然，相關人士可以放下這件事，繼續生活。

要是任由枉死的人死得不明不白，事無大小對錯不分，對公眾訴求敷衍了事……永遠無法解開死結，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犯錯後升職的除外。

寫小說會走進角色的內心世界，我有時是小孩，有時是老人，間中壓迫人，通常被壓迫……現實是被壓迫的佔大多數。

多年前看過伊朗裔法籍漫畫家 Marjane Satrapi的自傳式漫畫《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就是看一本外國漫畫的感覺，附圖是她開始要戴頭巾的童年。

今日重看「不要忘了那些為了捍衛自由而失去生命或被迫離開親人或祖國的人。人可以原諒，但絕不該忘記！」

感覺不一樣。

不要批評任何地方的平民「服從」，人天生自由，奴隸是人為創造的。世上有不少女性外出要戴頭巾，她們的服從可笑嗎？當你出街戴口罩的時候，可知為何要戴？每次嘟碼的時候，你可知為何而嘟？

人和惡之間的距離在於一念，有人選擇善良，有人選擇邪惡，有人假裝中立，任由邪惡蔓延其實邪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