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多說快樂，日本人習慣用幸福，例如：「我會令你幸福。」或「我覺得好幸福。」

有年教小學寫作班遇上學生經常用幸福代替快樂兩字，因為她的父母是日本人，中日語文同樣運用自如，從作文可見她以日本文化思考的。

附圖是我最新的「懵炳事件」，日本傳統新年第一個夢可以預兆未來一年運程，夢到富士山最吉利，其次是鷹和茄子，其他美夢都好。

「初夢金箔」是日本公司送給遊客的，踏入新一年將它放在枕頭之下，就可帶來美夢，但我今日才想起。

也許是缺點，從來討厭競爭和爭拗。別人要贏就贏到夠，要踩我上位就踩，甚至無興趣理會謠言誹謗。要是有得揀，根本不想寫「黑暗文學界」。

不得不紀錄黑暗圈子的人和事，為了避免研究香港文學的人從大量謠言謊話下判斷，才花時間寫下事實。原本還有幾篇要寫，但寫得不開心，那就算了，還望謠言止於智者，新生代更聰明睿智。

我覺得老派日本人過於謙卑，請人吃東西會說：「希望這些粗食不會弄污你的嘴。」

我不會謙卑至此，也不自以為是，只是感到寫某種物體會弄污枝筆，所以，希望一切到此為止。嗯，真是2022年新發現，原來寫黑暗圈子會令自己感到厭惡，從來不講是非的原因也是這樣。

在謠言滿天飛的時空，感謝一直信任我的人，感謝一直支持我創作的人。

2022年既漫長又短暫，這是不開心的一年。做盡公民義務，交足直接間接稅，身體健康，竟被困於嘟碼囚牢，連從小喜歡的圖書館都變成異域，無打齊針不能追求知識，圖書館會趕走身心健康的讀者，有權無理，莫過於此。

無論走到地球哪個角落，從未試過被趕走。沒有犯錯，怎會被趕走呢？徧徧在最喜歡的圖書館被趕走，當日誤會不用安心出行，那是善意

讓未打齊針的讀者去圖書館追求知識，沒料到相反，職員和保安員守在大門嚴格執行查核針卡。明知讀者健康正常，依然趕走讀者。圖書館用來服務政權，而非為市民而設，這是我在2022年不開心的事情之一。

悲觀到極點的樂觀者對未來充滿希望，無論環境如何，仍要活好自己的2023年。

有些父母教孩子接受自己、做回自己以至愛自己。

有些父母教子女跟大隊，或以楊修之死恐嚇子女。不敢批評曹操殘暴殺人，只管教孩子別像楊修聰明外露，知道也不必說破，唔出聲無人話你啞嘅。

自己並不重要，隱藏本性跟大隊最好，因為樹大招風、不招人妒是庸才、聰明反被聰明誤、槍打出頭鳥……簡單來說，大多數人龜縮就一起龜縮，吃喝玩樂過日辰最重要。

蘇東坡以嘲諷語氣寫：「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不少人照字面解釋，大家認定又蠢又鈍才可升官發財吧。

跟大隊的路較闊，聆聽內心聲音而行較難。有得揀的話，你想戴個面具害人害物換來富貴榮華，抑或展示真我本色任人攻擊呢？

有年外遊回港，坐在巴士上層沿彌敦道由尖沙嘴到旺角去，看見沿途燈飾璀燦，很是開心，即使外國的燈飾更美，依然不及香港的火樹銀花，這是我出世和長大的城市。

跟曾經常常返內地公幹的朋友閒聊，問及可覺得香港燈飾日漸暗淡，才想起係喎。

以前的傳媒會派記者報道尖沙嘴碼頭和銅鑼灣商場的大型聖誕裝置，還記得另一商場的巨型水晶聖誕樹。近年變成聊備一格的佈置，不再令人看見就開心到嘩一聲。

友人說，因為內地不慶祝聖誕，香港要日漸融入。（原話照錄，沒查證。）

附圖仍是華盛頓的聖誕樹，儘管天陰有雨，仍是旅遊好時節，人生路上總有風雨。欣賞過城市的閃耀，總想保持下去。與其埋怨外面不夠光，不如以心裡的光照亮黑暗。

不明白為何沒有病名，西班牙流感是流感，日本腦炎是腦炎。新冠病毒是病毒類型，透過顯微鏡看見病毒像王冠，故稱冠狀病毒，至於新型就不知是2019新型、2020新型、2021新型還是2022新型，何謂新型？新型冠狀病毒個案即是什麼病症個案呢？

世衛組織近日公開要求內地提供更詳細的資訊，包括境內疫情嚴重程度、住院人數和支援資訊等。

連世衞都不清楚，香港人對內地情況了解多少？

近日跟傳教士凌君慧閒聊，她說起在南蘇丹期間患瘧疾，我問無法預防嗎？答案是預防比中招更傷身。

以醫學來說，預防傳染病不一定要預先食藥或打預防針，尤其是打了三針四針仍會中招的，打針與否分別不大，真正預防傳染病的是改善環境和阻隔傳播。

以醫學實例來說，源自武漢的肺炎初起時，香港醫護人士要求封關，那是預防傳播的最佳方法。正如非洲要減少瘧疾，必須改善環境，滅蚊和大派蚊帳減少傳播。

以行政手段強制打針並無醫學理據，如果讀個中醫學位仍不能決定自己可要打針，幹嗎讀書？為何掌權者不能以醫學理據服眾？

預防勝治療的意思是要用適合的預防方法，才勝過治療，預防方法不能比中招更傷身。預防未必勝治療的例子有瘧疾，還有感冒。感冒很快痊愈，不必接受令人痛苦的所謂預防方法，況且，人體有自身免疫能力，就算附近有感冒病毒都未必會患病的。

是日冬至

冬至是北半球全年白晝最短的一日，中國傳統是團圓做冬。

然而，今日仍有不少人困在牆內或牆外囚牢，無法好好過冬。

重看吃喝玩樂的文章恍如隔世，當日只覺尋常，沒想過有天提不起興趣研究時裝，連頭髮都好耐無剪。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be far behind?               -----  P.B. Shelley

喜歡陽光灑進家裡的感覺，尤其在冬日。

喜歡看莫泊桑（Henry-René-Albert-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的短篇小說，好像三言兩語就能展示人性陰暗面。

他的名作《羊脂球》寫一群法國人在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乘車逃離故鄉，他們來自不同階層，人人都說愛國，欣賞留下的人，但自己要走。

有德軍在小鎮截查時看上渾號羊脂球的妓女，要求跟她過夜。愛國的洋脂球拒絕，德軍不肯放行，全部人滯留小鎮幾日。

車上的人開始勸羊脂球服從，什麼話都說得出。羊脂球最終為大家犧牲自己，隨德軍離開。翌日，洋脂球返回車上，德軍放行。車上的紳士淑女不但沒有感謝她幫忙脫險，還流露輕蔑神情，鄙視她跟德軍過夜，馬車繼續前行，有人唱法國國歌，沒有唱錯國歌，真是馬賽曲，羊脂球的哭聲跟國歌混在一起……

附圖是莫泊桑刊載於法國文學期刊《Gil Blas》（1893年10月8日）的另一篇名著《項鍊》，談論這篇小說的散文《虛榮的代價》，全文連結在留言。

內地各大城市取消很多核酸要求，公開宣稱「非必要不核酸」，人民願意檢才檢，跟特區政府仍然強檢不同，你住的地方要強檢，不做核酸罰一萬元，香港市民不能願意檢才檢，一國兩制，誰更苛刻？

內地人是否感受到「非必要不核酸」的放寬呢？

不。

許多地方還有長長人龍排隊做核酸，起碼排兩三小時，因為必要。上班要、求診要、出行要、逛超市商店要……「必要核酸」無處不在，人民「自願」排隊核酸，核酸公司繼續「肥到連襪都着唔到」。

讀藥理學時，內地教授說起有個內地病人的實例，由於體內惡菌只能抑制不能消滅，一直要住隔離病房。然而，現在健康的香港公民只要無打齊針就會被囚禁在嘟碼囚牢……

《鐵道員》主角讓觀眾看見忠誠，沒有法律也沒有人強制他效忠。他就是盡責工作，就算沒有人看見也沒有人知道，依然一絲不苟工作，就像日本人出外會執垃圾。

順帶一提，曾有香港業主租出單位給日本夫婦短住三年，三年後發現單位比三年前更新淨漂亮，不知日本主婦如何做到，也許是職業演員假扮出外「偽善」，讓人唱好日本。

《大逃殺》是「被選中的青少年」，被逼戴上隨時可置其死地的頸圈，強制殺戮，不殺人就被殺，與世無爭的會被頸圈殺死。這群青少年被信任的政府和師長出賣（嗱，我講套戲咋），有可能重建《鐵道員》的忠誠價值觀嗎？

逆境波打得多，以為可做教練。

當面對的逆境波愈來愈逆，才知要學習的技巧仍多。

實在想不出學好的理由，也想不出做好人的理由，只是看見品格卑劣的物種太醜惡，不得不站遠一點，遠一點再遠一點，自然變成選擇善良。

支持與否是個人選擇，仍要踐踏人的，無疑浪費讀書歲月，說不定文盲更明白事理。

不必大愛才會支持，只要有常識常情常理，自會站在弱勢一方。在別人站出來的時候冷嘲熱諷，才可顯得別具智慧嗎？

甲陷害乙，還要散播謠言影射抹黑乙。乙不論斷人，也不能澄清，變成只有乙的壞話。很少人知道甲是人渣，反而排擠乙。

有人認為內地人沒有支持香港人爭取自由，事實是香港人永遠看不見支持聲音，只見大量批評的。

請看文首真實例子，自然明白人很易以偏概全----我經常提醒自己先查證後評論。

今日在微信見傳媒報道用「封控」而非「語言偽術」，想看「封控中，北疆那些瀕死牛羊的悲鳴」，但已404。

看不到不等沒有，看到的不等於全部事實。

內地有些專業人士公開寫「支持學生」，香港人可以不支持，但請勿嘲諷。

香港明顯倒退，仍希望香港人明辨是非，別任人分化。

錢買不到一些東西，不過，買到的更多，例如「買」到世界盃主辦權。國際足協（FIFA）無法掩蓋這樣的醜聞，全世界知道卡塔爾的人權紀錄，適合辦世界盃嗎？

運動比賽從來跟政治和金錢有關，不過，始終有政治和金錢辦不到的元素。有些國家無論有多少億人都無法組成一隊像樣的足球隊，有些國家無論有多少錢都不能揚威球壇，背後自有「令人暖心的故事」。

伊朗國歌響起而球員沉默的畫面讓不同地區的人看見球員的無比勇氣，伊朗球員就算踢逆境波都沒有放棄，雖敗猶榮。

賭場莊家贏面九成，賭波一樣，今年買阿根廷和德國贏波的都要輸，日本球員表現出色，日本球迷在賽後執垃圾，更讓人看見日本人優秀一面。

日本動畫《足球小將》陪伴不少人成長，日本小孩夢想入巴塞球隊看似天方夜譚，誰料到日本隊可以在世界盃比隊贏德軍隊呢？

「別放棄，比賽還未結束。」

《足球小將》經典對白

因「公共衞生緊急事態」而緊急立法的599章還要緊急多久呢？

緊急一詞應如何詮釋？

附圖為《明報》陳文敏教授專欄，刊於2022年11月16日。真正緊急的事未必等到一星期，可以緊急三年的法例應該怎樣形容呢？

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株是新型流感病毒H1N1，數以億計的人因感染病毒死去。然而，疫症總會過去，正如現在的病毒株跟當初武漢肺炎的已不一樣。

動物同樣會感染流感病毒，豬感染的流感病毒跟人類的接近，原本人還人，豬還豬，不同物種有不同感冒，交叉感染變為人患的豬流感就嚴重得多，儘管病毒仍是H1N1。正如人類患上禽流感（H5N1）會嚴重過雞鴨感冒的，而禽流感和豬流感均已過去。

即使地球沒有人，病毒依然存在，每年都有人因流感病逝，世界各地要以清除病毒為由長期緊急立法嚴控平民嗎？

《感冒病毒》談病毒，許多人知道病毒為了生存，就算起初會殺死宿主都會變種減弱，因為沒有宿主，病毒難以生存，所以，病毒會變成容易傳染而宿主很快康復的。有些病毒更會消失，例如，除實驗室樣本外，早已沒有SARS病毒……

三年以來，病毒不斷減弱，種種強制所有何事？

《活下去才是善》是我對死亡思考的結論，無論環境如何惡劣，仍要好好活下去。

人很易忽略人生最重要的課題，我敢肯定，謊話連篇害人為樂的物體是愚蠢的。無論智商或學歷多高，都是愚昧得可笑的，大家近年見過不少吧。

一生不長，損人利己又得到多少？

最近有阿婆被假扮她兒子的電話騙徒騙去數十萬元而自殺，她可有想過愛護兒子的話，不應為失去金錢傷害自己，徒令家人悲傷內疚（也許有怪責她竟然上當）。

騙徒騙得數十萬不見得可以花一世，做咩要害人咁折墮？

「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什麼益處呢？人還能拿什麼換生命呢？」（馬太福音16：26）

現代足球早已變成一盤生意，今屆醜聞尤其多，《少林足球》的笑話漸漸變成現實，還有多少場波是體育競技呢？賭波生意額多大？有權有錢的影響力有多大？好懷念屋邨家家戶戶看快樂足球的簡樸生活。有入球的時候，全條邨都聽到某些單字和歡呼聲。

到過不少國家，未去過的更多，大多是去不去都無所謂。由於喜歡文明古國，至今想去看看但未去過的只有伊拉克和伊朗。並非去看兩伊戰爭遺禍，而是想看巴比倫和波斯的故園。

由於巴比倫古跡近乎全毀於歷年戰火，現在只有原址重建的假古跡，才打消去伊拉克的念頭。

唯一想去又未去過的國家只有伊朗，一直關心伊朗現況，看見平民的勇氣，但只能默默祝願伊朗好人平安。

多次介紹動畫和原著漫畫《在伊朗長大》（法語：Persepolis，直譯：波斯波利斯），台灣中文版名為《茉莉人生》，也許因為主角外祖母在花園種茉莉花，每天在內衣裡塞茉莉花，靠近她時和她走過都有茉莉花香。

外祖母的教導對作者影響深遠，她要作者做人要有良知，還教外孫女：「一生之中，你會碰到許多人渣，他們傷害你，因為他們愚蠢。你不必回應他們的惡意，世上最差的是自卑和報復，要永遠維持自尊和誠實正直。」

看過百多本推理小說，單是東野圭吾的也不少，寫過最多次的是《容疑者X之獻身》，因為有個犯罪原因寫得好，也是我未看過的。

初看小說和電影，覺得重要橋段並不合理，再看才留意主角石神為了讓女主角跟女兒不用說謊，不惜付出所有，包括殺人。

殺人當然是重罪，不這樣做的話，誤殺前夫的女主角要不斷說謊，石神機關算盡，就是要女主角句句真話之餘又不會被懷疑。

何謂正義？

基本要追查真相，以事實或接近事實的原材料思考，才可判斷正義和不義。

如果無法分辨誰說真話誰說謊，以「正義」之名批判也不過是自以為是，任由說謊者奸計得逞，害苦好人。

不時見人公開說謊，甚至作假證供，普通人除食花生外，其實不能做什麼，只能保持清醒，不要麻木也不要被騙。人人明辨是非重要，提升整體公民水平同樣重要。

無論行醫還是做人，同樣要懂得分辨輕重緩急。比方說，要是求診者血壓高、感冒、眼中風和跌斷手，醫生應如何處理？

如果不分輕重緩急，統稱醫病，未必對病人好的。

公共事務同樣要分輕重緩急，飛甩車門是大事，分分鐘釀成人命傷亡。相對來說，播錯歌是小事。要是不斷將小事化大、大事化小，普通人很易感到混亂，漸漸無法分辨輕重。

輕重以外，事有緩急之分。緊急立法的事早已不緊急的話，很易讓人解讀為凌駕人權。

普通人要活得輕鬆自在，同樣要學識分輕重緩急，別為小事抓狂，也不要忽略重要事情。與其為過去的失敗生氣抱怨，不如努力讓生機再現。

古人認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希魔的宣傳部長揚言：謊言重複一千遍又不准別人更正，許多人就會把它當成真理。

近年重複見X獨指控，沒有真憑實據，不准人道破，重重複複宣傳……明明無X獨都想屈到有

常識是重要的，初級人員辦事很難完美，就算高級和中級職員都會因欠缺常識犯錯。

不少傷亡事故不能稱為意外，要是社會欠缺正義和清廉，同類事情會重複出現。

也許曾到內地實習，理解向錢看和為錢低頭的現實。

內地醫院分等級的，最好的醫院收費最貴，醫藥療效可能跟收費便宜的差不多，但器材一定較好的。

醫療器材很貴，實習時聽當地人說，通常甲級醫院要換新機，就會將舊機賣給乙級醫院，乙級醫院換新機或接手甲級醫院的舊機後，會將原來的舊機賣給丙級醫院，到丙級醫院要換機就將舊機賣給地方醫院……

窮人無錢又要照CT或磁力共振的話，只好去地區醫院碰運氣，照出來的整張片近乎全黑，要是運氣較好，稍為清晰的部分剛巧顯示病灶，那張片就有用。不過，通常是什麼都看不見，白花錢的。

醫療設施尚且如是，還要人人明白，何況其他？

紅館跌屏幕事件調查仍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康文署租場就不用保障市民安全嗎？簽過名的工程師、主辦機構負責人的責任呢？

內地貨品有不同價位，到底是內地製造商高價賣劣質貨抑或製作公司不理會演出者安全用廉價和殘舊的貨品呢？

有些人嘲諷只有弱者相信因果和業力，有權有錢的大可橫行霸道，不必理會業報。慘遭欺凌又無力招架的人想像業報不過是心理安慰，正如阿Q的精神勝利法。

地心吸力並非跌個蘋果落地足以證明，還要物理公式推論印證。無論是否知道地心吸力，並不影響地心吸力的存在和運作，相信業一樣。

相信因果是不會詛咒人的，因為無用，人渣有報應是自作孽（孽是惡業）。勸人不要咒罵並非理會人渣，而是避免好人誤墮孽網。

人渣就算逃得過法律審判也逃不過歷史審判，還有看不見的審判。無論稱為因果還是最後審判，人渣都逃不掉。

高牆總會倒下，無法戳破謊言就默默記住一切，明辨是非，做好應做的事，堅持值得堅持的。

分別用中英文搜尋會有近似結果，英文搜尋常見50種錢買不到的東西，首位是尊重。中文常見10種，長期上榜的有健康、愛、快樂、正直、平靜、道德、智慧……

人人可見財大氣粗的生物嘴臉，無分中外。錢買不到尊重，只可買酒色財氣以至收購企業，或用錢換取權力，但有財無道只會令人鄙視，為錢獻媚的奴才是獻媚，同樣不會尊重金主，奴才覬覦的是金錢。

有信仰的人會求神賜予平靜和智慧，因為無法購買也難以自製。沒有信仰的人不妨多讀書、飲水和運動，活得聰明健康。

網絡搜尋常見50種無法用錢買的東西，尊重是首位，31是good karma，別說東方人迷信，洋人同樣想要好心有好報。

某物種指其夫「基本上是不說話，他的支持是不需要說話的，去到一個境界，是無需要說話的。」

要多麽憎厭對方才不說話？

不說之說，就是這樣。

當我發現看見某物種仍會生氣，才知自己距離拈花微笑不落言詮的境界很遠，頂多會用不說話表達厭惡

看似無用的人只是未找到適合的舞台，真正無用的是害人的物種，每次看見都想起兩字-----獻世。

讀中學時，有個同學英文很好，其他同學問她英文時，她習慣先說「 我諗、我相信、我認為……」後，才說答案。久而久之，知道她並非不肯定答案，而是讓發問的人感到她只是僅僅懂得，不是叻過同學很多。

寫作多年，只寫自己相信的觀點，但不認為絕對正確，不同人有不同看法，大可和而不同。所以，當別人問我意見時，為免出餿主意，只能答我的做法，僅供參考。

不必高估自己對他人的影響力，一個人不會因別人一席話甚至一句話而改變。一個人要變的話，只會源於自己想變。

有時候，有些政治上的問題說得太白了，好像瑪法達對着她的地球儀說：別擔心，這時候正有許多專家在研究你的問題，想來他們對於戰爭、暴力和污染一定有辦法解決的。

轉頭再說：當然，我也知道，製造問題的專家是比解決問題的專家來得多啦！

不時聽人傾訴負面事情，有正就有負，間中放負是正常的。我會沉默聆聽十五分鐘左右，視乎相熟程度，新相識的三分鐘轉話題，親友情緒低落會聽耐一點。

抱怨不能改變現實，要是覺得說出來舒服一點，說說亦無妨。我會勸人檢視過不如意的事就算，讓其過去，不必刻意忘記也不要經常回想。就算64、721和831也不用頻密想起當日心情，不要忘記跟經常想起是兩回事。

大腦會記住你經常回想的事，不如多想開心事情，保持心情愉快。

我認為俯仰無愧已經足夠，人間審判以外，還有良心審判和最後審判，無做過壞事就是無做過壞事。

洗腦是這樣的，先是少數人公然篡改歷史，無人指出真相的話，慢慢就可以模糊集體記憶，令新一代誤會是真事，最後寫在教科書和各種正式紀錄。那時候，真相變成謠言，謊言成為‘’事實‘’。

2003年的SARS日漸變成由香港開始的，抹去內地早已傳播，內地人到港求診將病毒帶來香港的，不提香港醫護人員為救人犧牲，反而強調……

心理困擾就像見鬼，見到的或會驚慌，見不到的或覺見到的是幻覺、想像、心理作用、庸人自擾、大驚小怪……

假設自稱受困擾的是誠實陳述，否定他人感受之前，不妨從對方的角度思考。

各人有各人感受，甚至連個人感受都會變。回想小時候的困難，例如同學欺凌，你當日的徬徨無助或變成今日的一笑置之，童年的感受是真的，現在的看法也是真的，但你不能因為現在沒有事而抹去童年驚惶……別人的感受也如是。

多讀書，多飲水，多跟親友說出感受，淡定生活，即使身處逆境，仍可以幽默面對。

例如，外國人玩紅碼入場，全球獨家體驗，富幽默感，不過，本地人穿上不知可會犯法。

看過一些關於抑鬱症的書籍，不同作者同樣認為抑鬱症將會超越癌症成為「頭號殺手」，儘管不少自殺個案沒有歸類為死於抑鬱症。

日日聽謊話令人鬱悶，尤其是聽完還要任由折騰。對，香港人不用折騰一詞，有時用詞都要講究源頭的。

香港由國際大都會變成處處「生意好呀」，留下來的人還是好好生活的。關注自己和親友的身心健康，多讀書，多飲水，可以自得其樂就更好。

我知，我知，我知引用過《動物農莊》這句話沒有一千次都有九百次。

每次看見有權有錢的以雙重標準公然濫用特權，就想寫一次，不是我說的，要拉就拉原作者，那是他寫的：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所有動物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

外國遊客不明白0+3抑或不知道？

外國人見檢測陽性的人可以0+0四處去，沒想過平民檢測陰性要0+3？

可有人教來看欖球又無得入場的外國人如何日日食兩餸飯？

民主並非完美，只是公僕重視民意，接納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極權管治者不必理會民主，聽到評論就封舖拉人，解決提問的人就可以。

稱職的審計員會審視細帳目，精明的老闆會看看大數目下的小帳目是否合理。

然而，不少人因為繁忙或其他原因，根本不會看細帳目的。

神劇《絕命毒師》（Breaking Bad）的前傳《絕命律師》（Better Call Saul）　同樣神，主角是倒運律師，只好去安老院找預立遺囑生意（圖），他的人生轉捩點就是在安老院跟阿婆預立遺囑後，阿婆表示不夠錢付款，要等下個月收到政府津貼才有。

主角感到阿婆無理由不夠錢的，從而發現安老院不合理的收費，院友只知按總數付款，從來沒有人留意每項小帳目都高於市價很多。

像我這樣的香港人當然要說好香港故事，為免全世界誤會政府沒有審慎理財，虛心討教：首6個月錄得2530億赤字，可有不合理支出隱藏在龐大數字背後呢？

宮崎駿動畫《風起了》的背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那時患肺結核（肺癆）近乎是絕症，只能在空氣清新的地方靜養。

女主角菜穗子是肺癆病人，偶然抓住男主角堀越二郎被風吹落的帽子，隨口說：「Le vent se lève,」（即使風起了，）男主角笑說：「il faut tenter de vivre.」（也要好好地活下去。）

肺癆是傳染病，在無藥可醫的年代仍不會囚禁病人。近年的肺癆病人服藥一段日子就不會傳染人，可以如常生活。

如果古時有嘟碼，肺癆病人也許會紅碼到死，一輩子囚在無形監獄。其實，傳染病並不可怕，以無形囚牢禁錮公民才可怕。病人有人權，健康公民也有人權，某些規限是踐踏人權的。

菜穗子的肺癆不斷惡化，仍可跟堀越二郎結婚和生活，就如他們相識時引用法國詩人的詩句：

「即使風起，也要好好活下去。」

（Le vent se lève, il faut tenter de vivre.）

無論環境如何惡劣，仍要好好生活，多讀書，多飲水，多休息，長命工夫長命做。

讀醫的人都明白檢測數據可供參考，不能用來診斷或判斷病情，還要臨床診斷的。

曾有晚期癌症病人緊張癌症指數，有次稍稍下降就開心不已，問我是否療程有用？

真話：參考指數稍稍上落近乎沒有參考價值。

我說同樣真話：開心就好，一定要保持樂觀。

沒多久，那名病人被癌症帶走。

最初不封關是違反科學，需要戴口罩的時候以反蒙面法阻延，不用戴口罩的時候仍強制戴口罩，同樣沒有科學理據。

先前內地人來港一針不打可以拿臨時通行證走遍全港，已經反映____（自行填充，不便直寫）背後的事實。

現在有公僕在10月27日（後改稱26日）在外地檢測陽性，31日回港，抵港檢測陽性，不但可以到處去，還可在室內不戴口罩說話。

0+3和各種限制去了哪兒？

CT值跟其他參考數據一樣，如果講CT值，所有曾經陽性的人，只要沒有因其他病死去，站在那兒檢測的都可憑CT值歸類為康復不傳染，為什麼要隔離7日？

近年有不少公開言論違背醫學理論，看見一些人維護苛政踐踏人權，不知那樣的人是愚蠢，還是說謊。

關心現世和歷史審判，還有，良知。比方說，不來的人自有不來的理由，前來的人又有前來的原因。

看見這兩日的新聞，自然明白鬼故事並不可怕。

聽過許多鬼屋傳聞，沒有一個恐怖得過連受歡迎都有罪。

那份工相當不錯，上班時間短，薪金不俗，寫專訪另有稿費，但我未到試用期已辭職，一來不願跟那上司合作，二來當時太多工作。

從小被誤會反叛，其實我一直會聽從道理。道理正確的話，當然照做。如果無道理，無論父母、老師、上司以至任何人要求都不會做。所以，批評人不聽話之前，不妨想想自己說的是否合理。

題外話，為免罰款，近年做了一些明知無道理都要照做的事，早已跌破聽話的底線，整個社會都為無理規限付上代價。

友人議論親友頭髮太長，過了腰位，認為她應該剪髮。

我覺得人生可以真正掌握的事並不多，如果長頭髮可以令她開心，為甚麼要她聽別人說話剪短呢？

我笑說：「你不必叫她剪髮，她不能長久保留這頭長髮的。隨年齡增長，頭髮會變幼變薄，她總有一日會剪短的，任由她想頭髮多長就多長吧！」

友人終於認同，女孩日日洗一頭過腰長髮並不容易，人生只有短暫時光可讓長髮如此張揚的。

中學男生不可留長髮，到他們可以留長髮的時候，分分鐘已漸變禿髮。我認為教育應該教導學生明辨是非，學會尊重和自強，而非停留在外表規限之上。

習慣在腦海構思和刪減，好像今日的專欄《剪髮》，早在腦海修改多次，原本的構思是雙線並行對比香港和伊朗的剪髮。

然而，四百字專欄只夠說好規限市民的香港故事，無法兼顧伊朗現況。

如果我是伊朗女子，當然要向外國人說好伊朗故事。被迫戴頭巾是幸福的，戴不好分分鐘被殺，還可以被迫戴頭巾自然是好事。

事實是我生於香港，當然要向外國人說好香故事。明明無病無痛，被無形囚牢所困是幸福的。即使有中醫學位，公開發問多時，依然無人回答預防針如何預防感染，同樣是美麗的香港故事。

業主繳交昂貴管理費營運的會所不准業主進入，市民直接間接交稅運作的政府限制市民自由，同樣是美麗的香港故事。

伊朗女子為戴不好頭巾無故死亡，不是一人，而是不知多少人已因戴不好頭巾而死。伊朗人為“女性、生命、自由”站出來，法國女星公開剪髮以示支持，附圖見於不同YouTube。

古人認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連剪髮都要問過父母。嗯，這是古人思維，現在，住在地球某些地方的人去剪髮要政府批准的。

《聖經》人物參孫力大無窮，他的力量來自頭髮，剪髮會失去力量。他無想過剪，卻被敵人偷偷剪掉，大力士竟無法捍衛自己的頭髮。

要是人無法保護自己的身體髮膚，還說什麼人權？

假設小城有100人，出現不斷變種的傳染病， A組50人打預防針，B組50人不打。100人如常生活，要是A組感染人數較少，證明打針有用。反之亦然。

簡單的新藥實驗會用AB兩組參加者，兩組人數一樣，雙盲實驗是一組用新藥，一組用安慰劑，參與實驗的人並不知情。若干日後，從參與者反應檢視藥物功效和副作用。

濫權者可以指黑為白、指鹿為馬，甚至囚禁在《國王的新衣》裡說真話的小孩，但權力再大都不能直接扭曲科學。

醫學跟文學有本質分別，文學可以埋堆互相吹捧，喜歡怎樣篩選就怎樣篩選，喜歡將人渣垃圾捧上天亦無不可。

醫學始終要講求實質證據，不要誤會中醫不夠嚴謹，要是無法治病，中醫早應失傳。

近代中藥同樣有雙盲實驗，由於資源所限，不及西藥大規模。奇怪的是，無法通過西藥第三期臨床實驗的藥物，可立緊急法用在人的身上，緊急了兩年多仍然緊急。

文首例子是沒有B組就沒有醫學證據，任人定義。沒有對照組，如何證實藥物有效？沒有B組怎能證明無效？

醫學討論，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寫小說是順勢而行，腦海的故事會因應世情改變。

十月一日見報的文章會寫跟國慶有關的。

從內地人角度看十月一日，對我來說，近十年的十月一日總想寫南丫海難，罹難者親屬和記者堅持找出真相，才令真相不致於過早無聲沉沒。留言有文章連結。

追尋真相是重要的，不能讓罹難者死得不明不白，更不能任由悲劇重演，必須找出漏洞，懲罰犯錯的人，才可讓事件完結。

真相大白以後，死者安息，傷者釋然，相關人士可以放下這件事，繼續生活。

要是任由枉死的人死得不明不白，事無大小對錯不分，對公眾訴求敷衍了事……永遠無法解開死結，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犯錯後升職的除外。

寫小說會走進角色的內心世界，我有時是小孩，有時是老人，間中壓迫人，通常被壓迫……現實是被壓迫的佔大多數。

多年前看過伊朗裔法籍漫畫家 Marjane Satrapi的自傳式漫畫《我在伊朗長大》(Persepolis)，就是看一本外國漫畫的感覺，附圖是她開始要戴頭巾的童年。

今日重看「不要忘了那些為了捍衛自由而失去生命或被迫離開親人或祖國的人。人可以原諒，但絕不該忘記！」

感覺不一樣。

不要批評任何地方的平民「服從」，人天生自由，奴隸是人為創造的。世上有不少女性外出要戴頭巾，她們的服從可笑嗎？當你出街戴口罩的時候，可知為何要戴？每次嘟碼的時候，你可知為何而嘟？

人和惡之間的距離在於一念，有人選擇善良，有人選擇邪惡，有人假裝中立，任由邪惡蔓延其實邪惡的。

https://bandai-hobby.net/site/hobbyshow2022/30/30mm.html

http://vrka.blog.fc2.com

https://bandai-hobby.net/site/mgsd/001/

PV

https://youtu.be/ik-sYxxX9Mw

PV

https://youtu.be/qR7SdU4CwZk

極權管治不講道理，強制女性戴頭巾並無道理可言，22歲的伊朗女子Mahsa Amini因沒戴好頭巾被捕，其後死亡。 Mahsa Amini並非第一個或最後一個因不合理規限而死的伊朗女子，伊朗人為反對極權政府濫殺無辜站出來，其中一個口號是「女性、生命、自由」。 極權政府向平民開槍，再多數十人死亡，包括20歲的Hadis Najafi，她在抗議時取摘下頭巾，最後的身影是將頭髮束成馬尾，多響冷槍射到她的身上，開槍的是公帑支薪的伊朗警察，Hadis Najafi遭理應保護平民的警察連開6槍射殺身亡。 古今中外對女性並不公平，踐踏女性的有男有女，某些女人踩低同性更狠。時至今日，世界各地為自由付上生命的女性仍非少數。 不自由，毋寧死。 苛政猛於虎，暴政是地獄。

拒絕跟Mil Mill喵坊續租約的科技園公司行政總裁黃克強於2016年入職，近3個財政年度的薪酬約468萬元、499萬元及518萬元，累計加薪50萬元。

高薪行政總裁的雄才偉略就是將政府的億元撥款做定期，換來1.5厘利息回報，這樣的人才至今未能公開解釋為何要趕走香港獨有的環保工廠。

人人知道做定期不會虧本，但市民的血汗錢卻要供強積金，付手續費給人幫自己蝕錢。

《強積金之謎》談及從強積金獲利的人並非少數，但不包括供強積金的市民。

強制供款以外，近年還要強制打針和嘟碼。既然內地人可以一針不打拿臨時疫苗通行證遊遍全港，強制香港人用疫苗通行證處處嘟碼到底有何理據？

強積金教曉我不要買基金，要儲錢就做定期。順帶一提，政府發行的綠色債券不斷下跌，不知如何用在環保之上。

香港的不合理租約和瘋狂加租故事可以寫幾本書。 《貴租猛於虎》是當年的真人真事，近年還有不少荒誕事情。 近三年來，不少行業久不久就被迫停業，員工停薪留職，有些僱員甚至沒有支薪十多個月，老闆就算虧蝕，仍要個個月交租。 有些人租用場地教學無想過賺錢，只是為夢想而做，或想教好學生，寧願自己打工賺錢交租，近三年來，不時要暫停，蝕得更多。 曾問友人可會跟業主商量減租，才知同一業主的租客早已聯合跟業主傾減租，結果是不減反加，要續租約就要加兩成租金。為理想開業的要多蝕兩成租金，因為業主知道搬遷昂貴，租客自會屈服。 近年市道欠佳，走在街上只見處處「吉」舖，有間銀行減少分行，那間原是銀行的地舖「吉」足一年仍然無人承租。 貪婪的業主令城市變了模樣，貴租猛於虎，苛政猛於虎，虎年真虎。 附圖攝於長洲，香港是福地，因為大部分香港人講道理又有愛心。要是這樣的香港人離開，換來不講道理又欠愛心的人，香港如何福下去呢？

擁有公權力的人會否說謊？ 說謊的掌權者最喜歡哪種平民？ 你是否想做低IQ愚民？ 不少書籍寫社會以至世界趨勢，相隔一段日子重看，自然知道作者是否真材實料。 日本作家大前研一（Kenichi Omae）生於 1943年，早稻田大學理工學部學士、 東京工業大學原子核工學碩士、麻省理工學院（MIT）原子力工學博士，IQ不會低，但他在2009年提出日本社會低IQ時代，所指的IQ並非與生俱來的，而是放棄用腦。 大前研一在十多年前出版的《低IQ時代》批評日本社會淪落，提出集體無腦自有人得益，他認為得益的是政府官僚、跨國投資者和基金。 收公帑的人最喜歡愚民，大前研一認為只要群眾低IQ，公僕大可操控傳播媒介，將國民當作白痴，不斷說謊謀取自身執政利益。 他寫的是日本社會，極權管治者更直接，大可扼殺傳媒，只餘宣傳機器，愚弄民眾，令群眾IQ不斷下降。 大前研一認為有辦法提升整體智商，建議人人廣泛閱讀，保持獨立思考能力，了解IT科技和金融體系，還有，他認為日本人要提高英語能力。 大前研一提到愚民的政權會說謊瞞騙國民，國民識英文的話，才可從其他地方看到真相，要是只懂一種語文，就只能做低IQ愚民。所以，學習外語是重要的。

 工藤美桜、引退考えた苦節の時を乗り越え満開…女優・モデル・グラビアの“三刀流”に注目

kasin520

人生就是由未知到知道的過程，最初可以假設人人是好人，知道以後，不能裝作不知道，只能面對殘酷現實。

人生旅程就是見識各種醜陋人性，已有名利的人形物體還要為爭名奪利而醜態百出，不斷出賣人以至出賣大部分人，可笑復可憐，但更要同情被出賣的自己。

不管前路是玫瑰園還是荊棘地，始終要勇敢面對，帶點幽默感旁身，笑住欣賞沿途風光，最好有餘力為後來者種樹乘涼。

每日都有離奇古怪的事，要生氣的話，近兩年足以氣壞。與其做個壞咗嘅人，不如以幽默角度看世界，可以一笑置之就笑一笑。要是不能大而化之，當然要想想辦法，想不到就早點睡，瞓醒先算。

《幽默感》當然講幽默感，富幽默感的人自然明白長命功夫長命做，長命困難長命解。飲多啲水，讀多啲書，最後勝利站在長命一方。信不信由你，反正我相信。

寫過許多次香港人應關注工業意外，歐美國家很少工業意外的人命傷亡，因為政府規定要做足安全設施，成本大增，傷亡減少。

有些地方的“大白象”和“小白象”貴絕銀河系，但意外傷亡仍高，因為規管不足。

試舉一例，甲地要商人做足安全設施，要花一百萬來保障工人。

乙地原本有同樣要求，商人給賄款十萬即可過關，無傷亡就可多賺九十萬。萬一死兩個工人，各賠十萬了事，依然多賺七十萬……誰會花錢做足安全設施？

純粹學術討論，不必對號入座。

看過一些教人絕境求生的書籍，例如碰到大白鯊應冷靜攻擊大白鯊鼻尖，但有些書籍會認為適得其反，看來看去都不知哪種方法有用，只知不想使用求生方法。

碰到大白鯊的話，逃走的人一定游得慢過條大白鯊，攻擊大白鯊鼻尖也沒有實驗證明有效。事實是極少大白鯊會咬人，靜靜讓牠游過就是----當然，等待大白鯊游過不等於最有效方法，生存機率較高而已。

公眾就算不知道世上所有的有效求生方法，起碼知道什麼是無效的。例如，被擄走禁錮期間，沒有手機和護照，如何致電、開app、填form、拍照……求助？

收到投訴，將原告變被告就沒有投訴。收不到求助，即是人人安全。沒有人投訴和求助，人人幸福快樂～

看過多少本 #東野圭吾 的書，最喜歡的是第三本神探伽利略小說《 #嫌疑犯X的獻身》。

推理小說自有兵賊，這故事讓人同情犯法的石神，儘管他確實犯錯。石神聰明絕頂，那種不求回報的愛教人動容。

現實同樣有品格高尚的人坐監，他們甚至無做過壞事。有些人“認罪”，公眾知道他們沒有罪，歷史自有公平裁決。

自有記憶開始就聽父母說「有心人裝無心人，一定裝到」，意思是害人的要害沒有機心的人，肯定害到。繼而教我們信任別人，「呃得你一次，呃唔到你第二次」，反正第一次害極有限。

《水滸傳》是中國四大名著之一，無數說書和戲劇讓歷代文盲都知道這故事，"林沖帶刀入白虎堂‘’更是無數人聽過和看過的一幕。小時候覺得林沖應可避過那陷阱，後來才明白，有權有錢的要設陷阱害人，總會害到。

大家不願再提唐山食肆慘案，有說四名女子忍受下來，默默離開可避過一劫。現實可能是幾輛車已在門外等待她們離開，結果無變，只是無人知道。

寫下去難免令人悲觀，悲觀到極點的樂觀是繼續信任世上有好人。既然有心人裝無心人一定裝到，遇到人渣也不必自責。

當然，有些陷阱是踩一次都嫌多，大家應該學識保護自己，比方說，無理由相信柬埔寨或任何落後地區有高薪厚職等你去做。

塑膠廢物對環境造成負擔，在2019年冠狀病毒疫情下，市民更常使用外賣服務，即棄塑膠餐具用量飆升，問題更嚴重。有意見指出，政府應研究透過改例，管制或禁制即棄塑膠餐具，本局會視乎建議之可行性及效用而認真考慮該建議。

首先，管制／禁制即棄塑膠餐具可減少污染，改善環境。透過改例，能有效減少即棄塑膠餐具製品，以及固體垃圾量，從而減少對本地堆填區及海洋生態系統的負擔。相關環境保護法例有助增加大眾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在環境保護的角度有絕對的利益。

其次，修例管制／禁制即棄塑膠餐具有利政府的形象。政府以身作則，主動做推行政策改善環境問題，可改善政府形象。正面的政府印象會令施政更容易得到支持。獲得大型環保團體，包括世界自然（香港）基金會、緣色和平、長春社等的信任和支持，絕對有利政府將來更順暢地提出其他有關環境的議題。

第三，修例管制／禁制即棄長遠而言可減少政府的開支或負擔。本地固體垃圾量減少，長遠而言可以減少政府的垃圾處理開支。因此而節省的相關開支，除了收集垃圾所導致的清潔人員費用或垃圾站支出，亦有可能減少承載垃圾的土地要求，其省卻的土地費用無法估算。修例可減輕政府長遠負擔。

然而，修例不利本地經濟發展，減少國民生產總值。塑膠生產商和食品零售商的職位流失，令市場上相關工作機會減少，失業率上升。管制或禁制即棄塑膠餐具會對相關行業發展大受打擊，盈利下跌影響行業發展。受連鎖效應影響的包括製造業、零售業。本地經濟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下已經疲弱，只會更受打擊。

再者，此舉可能會增加社會矛盾，減少社會凝聚力。受修例影響的即棄塑膠餐具用家數量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下上升。因為家中住所不適宜煮食，例如住劏戶竹的住戶，就要承受因管制或禁制即棄塑膠餐具而被轉嫁的餐具成本，令他們在疫情中面對的經濟壓力百上加斤，對社會的不滿增加。修例有機會導致社會矛盾。

縱觀以上所述的利弊存在矛盾，然而環保始終是一個長遠的命題，塑膠廢物對環境造成的傷害是不可逆轉。為了本地的可持續發展，本局見到修例的必要性。以下是本局的建議，為求確保方案可有效達致其政策目的。

第一，本局會就管制/禁制即棄塑膠餐具進行公眾諮詢，在修改法例管制/禁制即棄塑膠餐具時顧及民意，聽取各持份者的意見，譬如約見業界及環保團體，亦會開放接受大眾對修例的意見。在之後制定法例落實內容時，會研究並回應收集的意見是否可行。

第二，本局會參考海外地區，如歐盟成員國的成功經驗，再作研究。另外，與香港有近似消費背景的台灣，近年都開始管制即棄塑膠餐具，本局亦會主動參考其利弊得失，取長補短。這些海外地區的成功經驗有不少值得香港借鑑、參考，確保方案可有效達致其政策目的。

同時，環保由教育開始。除了修例，本局亦期望通過公民教育，如學校巡迴講座，加強社會對源頭減廢、保護環境的意識。亦會透過推廣活動，如播放電視或電台廣篩、巴士站或巴士車身廣告、網上廣告，宣傳管制或禁制即棄塑膠餐具的優點，以爭取公眾支持。

考慮到疫情下，本地經濟已處於低俗，本局建議押後實施期，設立合理的寬限期，例如在實行管制首半年甚至更長時間，初犯者僅會被警告。讓業界有時間按新政策改變營運模式，研究其他對環境傷害比較低的即棄膠餐具代替品，例如含少量塑膠成分的紙質或植物纖維餐具，以符合新法例要求。

除了着手修改法例，本局會繼續多方面推動本地環保的發展，減少本地固體廢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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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棄膠餐具產生的塑膠廢物對環境造成負擔，在2019年冠狀病毒疫情下，市民因一系列限聚令措施、外出用膳受限及衞生理由，更常使用外賣服務，導致即棄塑膠餐具用量飆升，問題更加嚴重。有意見指出，政府應研究透過改例，管制／禁制即棄塑膠餐具，本局會視乎建議之可行性及效用而認真考慮該建議。

首先，管制／禁制即棄塑膠餐具可減少污染，改善環境。透過改例，能有效減少即棄塑膠餐具製品及固體垃圾量，從而減少對本地堆填區及海洋生態系統的負擔。相關環境保護法例有助增加大眾對環境保護的意識，對環境保護有利。

第二，修例管制／禁制即棄長遠而言可減少政府的開支或負擔。本地固體垃圾量減少，長遠而言可以減少政府的垃圾處理開支。因此而節省的相關開支，除了收集垃圾所導致的清潔人員費用或垃圾站支出，亦有可能減少承載垃圾的土地要求，其省卻的土地費用無法估算。修例可減輕政府長遠負擔。

然而，修例有損本地經濟發展，減少國民生產總值。塑膠生產商和食品零售商的職位流失，令市場上相關工作機會減少，失業率上升。管制／禁制即棄塑膠餐具會對相關行業發展盈利下跌不利行業發展。受連鎖效應影響的包括製造業、零售業。本地經濟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下已經疲弱，修例只會對經濟造成更大打擊。

其次，此舉可能會增加社會矛盾，減少社會凝聚力。受修例影響的即棄塑膠餐具用家數量，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下上升。因為家中住所不適宜煮食，譬如住劏戶竹的住戶，就要承受因管制或禁制即棄塑膠餐具而被轉嫁的餐具成本，令他們在疫情中面對的經濟壓力百上加斤，對社會的不滿增加。修例有機會導致社會矛盾。

再者，現時貿然修例不利政府的形象。政府在2019冠狀病毒疫情期間提出此政策未免令大眾覺得政府「離地」，未有顧及受限聚措施影響而不能在餐廳堂食的人士。大眾對政府有負面印象，會令政府的施政更難獲得支持。市民的怨氣積累之下，也不利政府將來提出其他類似議題，如限制塑膠袋或包裝。

縱觀以上所述的利弊存在矛盾，然而環保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不過，本港社會在面對2019冠狀病毒疫情下的打擊已漸見疲弱，修例管制或禁制即棄塑膠餐具似乎並不是目前最有利的舉動。以下是本局的其他建議，以期可減少負面影響，同時減少本地固體廢物量。

第一，本局會就如何減少即棄塑膠餐具進行公眾諮詢，聽取各持份者的意見，例如約見業界及環保團體，亦會開放接受大眾對議題的意見。在之後制定措施或將來研究修改法例時，會視乎收集的意見是否可行再作回應。

第二，本局會參考海外地區的成功經驗，如與香港有近似消費背景的日本、韓國，都有規定市民回收處理用過的塑膠製品，本局亦會主動參考其利弊得失，取長補短。這些海外地區的成功經驗有不少值得香港借鑑、參考，期待透過修例以外的措施能減少本地固體廢物量。

同時，環保由教育開始。本局亦期望通過公民教育，如學校巡迴講座，加強社會對源頭減廢、保護環境的意識。亦會透過推廣活動，如播放電視或電台廣篩、巴士站或巴士車身廣告、網上廣告，宣傳減少廢物對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以爭取公眾主動減少使用即棄塑膠餐具。

考慮到疫情下，本地經濟處於低俗，本局會研究其他經濟手段，如提供誘因以減少即棄塑膠餐具的使用。對生產者、銷售方、消費者課稅或收費，包括對即棄塑膠餐具收費，減少對生產商和真正有需求的用戶的影響。為求在大眾生活及環保之間取得平衡。

無論修例最終實行與否，本局會繼續多方面推動本地環保的發展，減少本地固體廢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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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light of the rising number of traffic accidents related to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proposal on imposing further restriction on its use by motorists was suggested. In this regard, the government had all along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road safety. This paper sets 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adopting the aforementioned proposal and the recommendations in the end.

Enhancing Public Safety

First and foremost, public safety will be improved. By reducing time spent on smart devices, vigilance and road safety awareness of motorists will increase. More time is allowed for them to react to the road conditions, lower chance of traffic accidents will be resulted. This helps to minimise the severity and frequency of traffic accidents, and thus ensure the public safety.

Forging Sense of Security

Secondly, sense of security can be forged within the community. By improving restriction on the use of smart devices, the government could build a safer environment in which other users can feel more secured and safer during commuting. As a result, a better sense of social security can be forged.

Howev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oncerns in adopting the proposal.

Reducing Job Opportunities

To begin with, job opportunities for commercial driver will be reduced. Many commercial drivers rely heavily on taxi hailing applications on smart devices. These applications help locate the customers, and assist in route planning. Further imposing restriction on the use of smart devices would directly reduce the number of customers which commercial drivers can serve, and thus lowering their income. By changing jobs for a better earning,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may be encountered.

Discouraging Investment

In addition, the increasing cost of business will discourage investment to the related industries, e.g.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ectors. They have practical needs for using mobile devices during driving for GPS positioning, updating the transportation status, etc. The restriction will hinder their daily operations and give rise to extra costs for substitutes, eventually discouraging new investments.

Increasing Government Expenditure

Moreover, the administration cost for the proposal is very high due to the complicated enforcement. For instance,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to either hire more patrolling officers or to develop a new set of digital monitoring systems, both of which can deplete a great deal of public money. Extra pressure on public finance is foreseeable.

Worsening the City's Image

Finally, the government image will be adversely affected. As an international city which respects human rights and uphold liberal values, the act of imposing restriction on the use of smart devices for motorists will be considered as an infringement of personal freedom. This would make Hong Kong a less appealing city to overseas talent and companies. The image of the city as an international and liberal city will be tarnished.

In viewing of the potential benefits and drawbacks, it might not be the right moment for a full restriction on motorists' use of smart phones/devices. The government would propose effective recommendations with due regards towards the balance between public safety and the right of the commercial drivers.

Public Consultation

Firstly, public consultation is to be conducted to gauge public views and to engage relevant stakeholders, which include the trades and commercial drivers or holiday drivers. Multiple channels can be adopted to collect public views, e.g. email, fax, before formulating the details. Suggestions collected through the public consultation should be studied and the feasibility should be explored.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step up 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to enhance awareness on road safety. The government may organize schemes and events, which citizens and motorists may be reminded to be attentive and avoid using mobile devices during driving, variou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can be launched.

Timely Review

Thirdly, timely review is to be conducted on the effects of using smart devices on road safety. By closely monit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will be able to assess whether further actions should be taken, such as proposing amendments to existing ordinance to further safeguard public safety.

Monitoring and Regulatory System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e existing monitoring and regulatory system are to be enhanced and consolidated. For instance, the level of punishment is to be increased, such as a deterrent sentence in relation to traffic accidents relating to the use of mobile devices during driving. In terms of monitoring, the government can also introduce new smart devices categories in the driving-offense point system. By enhancing the current systems, administration cost can be minimized.

To conclude, the government had all along been adopting a zero tolerance policy on irresponsible driving behaviours. The government will continue to monitor the situation of rising number of traffic accidents and explore more effective ways with greater deterrence to misuse of smart devices during 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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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ntly, there are public concerns over the import, export and re-export of animal fur products and, the government was asked to ban these products. In this connection, the government is open to all suggestions and will adhere to all invaluable opinion.

To begin with, the proposal is beneficial to animal welfare. A complete ban on the trade of fur products is the most effective way to stop the inhumane killing of animals for fur products. Also, public awareness of animal welfare can be boosted due to the public discussion on the issue.

Secondly, the proposal would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environment, contributing to a better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By reducing the use of animal furs, less resources such as land and water will be used to produce animal products, leading to a less carbon-centric production process, reducing the risk of land degradation and drought due to overuse and extraction of water. The proposal could enhance sustainability of water.

In addition, banning these products will elevate the city’s status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nimal welfare be enhanced. As a liberal city, Hong Kong has long been adopting a high standard and expectation on maintaining the wellbeing of animals. The proposal could foster better public awareness of animal welfare so as to maintain a similar ideology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unterparts. The proposal would thus maintain the city’s appeal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owever, such benefits are not without challenges.

Firstly, the proposal would reduce the number of job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in the local fur industry and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Being the second largest fur clothing exporter, thousands of jobs are supported by this industry. By limiting the use of fur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many jobs will be slashed due to lower demand. A higher unemployment rate will be resulted.

Secondly, the proposal has negative implications to the local clothing business and harms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By banning the use of fur, local businesses would have to source alternatives at a higher cost, e.g. polyester, as substitute in the production, resulting in a higher operation cost. Also, local industry would have to re-train their staff on the new business models. The proposal would increase the operation costs of the local industry and reduce their competitiveness, hinder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Also, ban on impact, export and re-export of fur products would reduce government income in the long run. No more trade of fur products in the city will definitely affect the sales of local industry, and thus the taxable income and the tax to the government. The budget of the city will be adversely affected due to the ban.

Owning to the aforementioned circumstances, the government would propose to delay the implementation the proposal in order to minimise the impact to the local fur industry which is crucial to the economy. However, the government would take the following actions to help the industry to reduce reliance on fur products, so as to prepare for the future discussions of the topic.

To start with,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duct a public consultation to engage relevant stakeholders and  gauge public views. Industry leaders from the garment industry, legislative member and the public will be invited provide their comments towards the subject. Social consensus is expected.

Secondly, the government would step up public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to enhance awareness on animal welfare and sustainable consumption. The government may organise schemes and events, which consumers will be reminded to be attentive to the raw materials of garment products and avoid buying fur products. Various publicity and education activities can be launched to discourage the consumption and hence the production of fur product in long run.

Thirdly, product tax for fur product can be another substitute policy. While the tax will be borne by the consumers eventually, market demand of fur product may be reduced. With lower demand, lower supply of the concerned products will be resulted, due to the market mechanism. Product tax can be explored as an effective approach to enhance animal welfare.

Finally, the government would also conduct a pilot scheme to study the potential effect of phasing out the use of fur. The government would corporate with the industry and set up a testing plant which only sustainable raw materials be used. Timely review of the scheme should be conducted, so as to gain more experience on formulating the scope of the law in the future.

All in all, the government had all along put a great emphasis on animal welfare. To this end, the government would strive to uphold a high stand on anim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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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e to a high demand on Accident & Emergency (A&E) services, the consultancy report had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to adjust relevant fees. The government is open to all invaluable opinions. However, any forthcoming adjustment must abide by the principle of affordability.

First and foremost, the increasing A&E service fee, abusive usage of A&E service can be discouraged and excessive demand can be reduced. A higher fee would increase the cost of patients for seeking A&E services with minor symptoms or injury, as the cost-saving advantage diminishes. Hence, the problem of excessive demand can be relieved.

Consequently, more resources can be reallocated to other primary healthcare services with reducing demands on A&E services.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can be enhanced. For instances, budget can be used to purchase more equipment, e.g. x-ray scanner to reduce the waiting time of patients. More attention can be given to urgent patients. The overall effectiveness of the healthcare system can be improved.

However, there are a number of issues that may engender public concerns.

To begin with, social security level will be reduced as patients who have financial difficulties will find A&E service unaffordable for the increased costs. For patients who do not have financial capacity to seek treatment from the private section, public healthcare services, including A&E services, are their only means of getting protected. Increasing fee may prompt them to either postponing or skipping the necessary treatment. Adjusting the fee will increase the barrier for destitute patients and reduce healthcare affordability.

Accordingly, adjusting A&E service fees would bring a negative impact to the government image. The act of raising fees may be considered the public as disregarding their struggle and difficulties, especially during tine of post-COVID 19 recovery. As a result, trust between citizens and government may be eroded, with contribution of a non-compassionate image.

In light of the aforementioned proc and cons, the government will deploy measures to further safeguard the efficiency of the A&E services before opting for adjusting the fee.

Firstly, the government will conduct public consultation to gauge relevant views and opinions from all stakeholde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atients, medical staff, social unions and all citizens. They are welcome to provide their views through any channels with an aim to derive a societal consensus.

Secondly, timely review will be conducted on a yearly basis to closely monitor whether alternative approach had borne fruit and, whether the need of adjusting A&E service fee should be reintroduced. In case the demand of A&E services cannot be curbed.

Furthermore, the government would also step up publicity by educating the public on appropriate use of A&E services. Campaigns including territory-wide community engagement in the form of open forums and public dialogues activities.

In addition, exemptions are proposed to facilitate the needy groups for their practical need to use the A&E service if the fee is to be adjusted eventually considering all factors. This is also proposed to considered the direction of adjusting the fee regarding the level of emergency of the patient, i.e. patient in non-emergent conditions or reasonably believed as abuse to pay a higher level of charge.

The government had all along strived to safeguard and ensure the quality of healthcare services, while also maintaining affordability. To this end,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all practicable steps to meet the needs of our society.